垂拱殿内，刘旸缓慢地在御案前踱着步，脚步声显得很沉重，而那张沉凝的面庞间，甚至有那么一丝愁苦，显然，他的心情并不好。
御前侍候着的，除了内侍郑元之外，便只有内阁学士徐士廉了，不过都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良久，刘旸抬眼瞥向保持着默然状的徐士廉，稍显怅然地道：“先帝在时，岂是如此多事？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简直可恶！”
此言落，徐士廉与郑元都不由心头大震，郑元则赶忙道：“官家息怒！”
没有搭理他，刘旸直接冲着徐士廉道：“这些个大臣、御史、使君、知州知县，还有将军，本章之上，一个个恳切陈言，尽职尽忠，为国为民，然而从其本心，有将朕视为君父亲吗？”
徐士廉在刘旸身边也侍从好些年了，在他的印象中，这个皇帝素来沉稳内敛，但此时，陛下竟然在埋怨，这可是极其少见的。一时间，徐士廉心里也是感慨颇多，忧思重重。
“为何不说话？”见徐士廉沉默，刘旸不由恼怒道。
便是宽和如刘旸，发起怒来，带给臣仆的压力也比山大。迎着皇帝的目光，徐士廉不敢再作哑了，沉吟少许，略显谨慎地道来：“以臣愚见，一切纷扰，概因为陛下初登大宝，威权不固……”
“初登大宝？从柩前继位开始，整整一年了！”刘旸径道。
这该是刘旸今日抱怨的最后一句话，发泄了一番情绪过后，理智重新恢复，认真思量几许，一双深眸之中闪过少许负复杂的色彩，嘴里喃喃道：政治
“那么如何树立权威，严刑峻法，杀人立威何如？温良恭俭让以得之，那朕究竟得到了什么？”
刘旸的声音如寻常时候那般平和，但听在徐士廉耳中，却觉从里到外的发寒，皇帝俨然被下边人的手脚以及地方上的乱象激怒了。
所幸，刘旸很快地从那种骇人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又沉吟良久，悠然一叹，问徐士廉道：“内外臣僚上书，关于税制改革的这些个弊端、损失、祸乱、恶果，你有什么看法？”
见皇帝进入正常问政的状态，徐士廉心头莫名一松，略作思索，沉稳地应道：“回陛下，以臣愚见，事或有其事，但理绝非其理！”
“怎么讲？”刘旸直直地盯着徐士廉。
在刘旸的印象中，徐士廉平日里话并不多，那似乎是二十年前登闻鼓案落下的“后遗症”，但对于内外军政，徐士廉也常有惊人之语，此时的刘旸，显然希望从徐士廉嘴里听到一些“真知灼见”。
徐士廉则继续从容道：“税制新法，乃是先帝、陛下、晋王、赵相并朝中诸宰及相关部司干臣多方听取、审慎调查、细致考量，方才得来。
试想，以君臣之贤能，及多年治国之经验，所拟大政，便有考虑不当之处，也不至于引发如此多的纷扰与动乱。
因此，恕臣斗胆直言，在这些骚乱背后，必有奸人作祟，推波助澜！”
“你所言奸人，所指何人？”刘旸追问道。
“以陛下之睿智，如何不晓？”徐士廉道：“谁在税改中利益受损，谁又在这些骚乱之中得利，谁就是祸国奸人！”
听其言，刘旸不由冷笑两声，意味深长地说道：“你此言，可囊括了不少人，若是传将出去，这群情汹汹，怕是要冲你去了！”
见皇帝这般说，徐士廉显得云淡风气的，拱手道：“倘若如此，那岂不是佐证臣之所言，皆据实而谈！”
注视了徐士廉一会儿，刘旸又思索片刻，面带会议，怅然地说道：“先帝曾多次讲过，政策无关对错，只在利益，制定政策也从来是不难的，困难只在如何执行政策。现在看来，朝廷在税制改革的执行上，问题很大啊......”
“陛下英明！”徐士廉道。
“英明的是先帝！”刘旸断然道，嘴角复现出少许的苦涩：“朕若是英明，何以让人小觑，反复挑衅？”
对此，徐士廉默然，虽然他还想再劝皇帝忍耐，但此时实在说不出口，因为就如其言，整整一年多了，纷扰不加少，骚乱反在加剧，忍已经不该再是皇帝的治国理念了。相忍为国，若成了单方面的，那就是一厢情愿了。
“徐卿，你家有多少地？”刘旸忽然闻道。
对此问，徐士廉下意识地陪了几分小心，但稍作斟酌，还是如实禀来，道：“臣出身寒微，入仕之后，泰半时间居边州，及奉调入京，朝廷以榆林却乱之功赏，兼多年俸禄及陛下之赐，在家乡置有薄田百亩，只待致仕之后，还乡养老。”
对这个回答，刘旸眼神中闪过少许恍惚，连徐士廉这等一心扎在公事政务上的干臣，公事之外，仍不免将俸禄、赏赐拿回乡置办土地，而况他人。
百亩地虽然不多，却深刻地反应着大汉臣民们对于土地那等偏执的热爱。大汉帝国的商品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蓬勃发展，但是经济，依旧是建立在以亿万计的土地基础上。
“百亩地够吗？”刘旸又这么问道。
“臣家里人丁不多，连带父母妻儿，也不过六口人。待臣归养之后，足以耕读传家了！”徐士廉很坦然地道：“时下土地之经营，雇佣了三户人家，每年扣除雇资以及税赋，也有不少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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