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9日，日本政府谈判代表广田弘毅与石原莞尔到达中国南京，在与南京政府初步接洽后，通知国防军，准备在南京与国防军和国民政府谈判。
其实，广田弘毅和石原莞尔从上海一下船，武爱华就得到了情报。但武爱华却没心思管他们。在中国，目前对日本人影响最大的是国防军，而不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因为，日军还有近30万的士兵在武爱华手里捏着呢。
只是，武爱华对于他们去啊里，并不在意。再说，南京政府目前是中国公认的中央政府，武爱华也不可能那么小气。
接到会谈通知的武爱华，在上海与国防军将领们紧急磋商，最后决定了以武爱华为全权代表，以陈济棠为副代表，随团成员有国防军总参谋长傅林、武爱华夫人陈思苇、国防军总政治部宣传局局长王莹为代表团成员的“五人代表团”。
武卫营和申仁、孔武将负责武爱华及其代表团的安全警卫。陈济棠的贴身卫士徐虎也编入武卫营，继续护卫陈济棠这位广东元老。
在如何去南京的问题上，武爱华主张坐火车去，但国防军有夏中青、余汉谋、蒋百里等人都主张坐战舰，由海军第一舰队护送总司令去南京。
最后，将这一方案报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时，蒋介石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个军舰方案。老蒋，此时已经将位置摆得很正，武爱华同意在南京谈判，就是给了他最大的面子。
南京政府的代表团，团长由蒋介石本人担任，汪精卫担任副代表，此外还有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宠惠、国府顾问张群等人。南京政府的代表团，几乎没有军事代表，这说明军事问题估计由国防军做主，而南京政府则更多地着眼于从政治上解决中日问题。
日本国此次的正代表是广田弘毅，副代表是石原莞尔，成员有驻华大使川樾茂、前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日军第3军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
对于这次中日之间的会议，武爱华内心其实是纠结与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谈判尽快结束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如果要打，当然也行，但他此时不愿意将日本人打得太残太死；另一方面，他并不准备将这次谈判搞成终极谈判，他要留下一些尾巴，譬如东北、台湾问题，以便以后有借口向日本发难。
现在，他担心的是南京政府，应该说，老蒋这人是比较有骨气的，有民族气节的，也正因为这样，南京政府很可能提出一些主张，不太符合武爱华的心愿。
为此，武爱华在从上海出发以前，召开了一次国防军全体委员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国防军副总司令、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总部主任、各集团军军长、以及海军、空军、闪电部队、箭鱼突击队、炮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的军事主官，还包括武爱华强制让南京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肖飞、福建省政府主席林清华（兼任总装备部副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
武爱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问计，并确定谈判人选与为着基调。
其实，能够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都是武爱华国防军系统的核心人员，对武爱华的思想、性格、抱负以及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都有所了解。
众人提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特别是对当前谈判的基调的确定，副总司令钟守富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即“中日两国停战谈判”。停战谈判，就是表示不打了，但并不表示两国的关系就正常了。
另外，就是日军撤离华北、东北以及台湾的问题。与会人员表示，既然想以后再揍小日本一顿，那么，华北必须让日军退出去；而东北问题和台湾问题则留待以后解决，但要申明主权在中国，或者干脆不谈台湾问题。
最后，武爱华终于弄出了四点谈判要点：
第一，日方必须明确承认挑起侵略战争的责任；
第二，日方必须对此次华北及华东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进行赔偿，其赔偿金额为5亿美元。
第三，日方必须在谈判签约协议一个月内，撤出华北、华东所有日军部队。
第四，日方位于上海虹口的非法租界，考虑到中日未来的关系，可予暂时保留，保留时限为10年，但每年得给中国政府一笔租金；10年后，中日双方就租界问题再展开谈判。
对于东北与台湾，武爱华压根就不提。这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和国府代表问起，武爱华就说，东北问题与台湾问题出现时，还没有国防军这支武装力量，因此解决这两个问题国防军会以国府的意见为主。
之所以提出上海虹口的租界问题，是因为武爱华占领上海之后，便不想将上海让度出去，谁来讨要也不行。武爱华对虹口日租界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列强在上海利益的态度。暂时，武爱华是不会去动他的。
1938年3月14日上午10时许，国防军海军第一舰队到达南京下关码头。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日方副代表石原莞尔到码头迎接武爱华及国防军代表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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