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正笑了笑，说：“我没把大将给激出来，反而是被子宏你给请出来了！好吧！”我顿了顿，说：“我认为我势力范围内的各氏族都只是要求稳定，能让自己的家园不被外敌所入侵，为此我凭借着各族的团结一次又一次地击败像王朗、陶谦、袁术等入侵之敌。原本生活在此地的华夏和百越共同劳作共同抵抗外侵，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最为要紧的就是随袁术、黄巾军进入交州的华夏与百越原本的居民不免产生矛盾！怎么去化解他们的矛盾，这就可得依靠各级官府来下苦功夫了！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两点：大华夏主义与地方氏族主义。大华夏主义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歧视除华夏之外其他人的错误，我们华夏一族历来都是拥有海纳百川般宽阔的胸怀，才造成了有容乃大的局面！可是现在怎么就不能容纳共同生存，共同出生入死过的兄弟呢？而地方氏族主义尤其严重的错误就是这个地方只允许存在我们这个氏族，把在此地共同劳动共同发展的除本氏族以外的人当作敌人，这样就极容易产生发裂的倾向。我清晰地记得多年前扶南国盘况欲要入侵之时就大造地方氏族的声势，煽动国内各个氏族分裂和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俨然是为了他人的种族而战的正义之士！这是最为可恶的！也是很容易让人上当受骗的！总之，这两种错误是万万不能任其发展的！一定要扼杀于萌芽之中！”我于扶南国入侵前，当时忍辱负重的我确实为之头疼了许久，所以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若要别人团结，首先就应该自己先团结一致，以此为榜样，连自己都做不好却去强迫别人实行，这是很没有说明力而且事倍功半的，官府内部各级官员就应该团结！官府若能让交州内人民感到他们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那么就能驱使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首先要在政治、经济上的各种领域内让各族人人平等以此为基础再改善生活，发展经济，让境内各族的人民安居乐业；官府还应注重于宣传，这是必不可少的；官府要想尽办法，群策群力去消除由于历史而遗留的种族隔阂问题。官府应该成为民众的依靠，成为公平正义的为身，这本来就是我屡次提出的，我更不惜以自己的人头来冒险建立在民众之中的诚信就为此目的！只要每一个人都拥护官府，那么还愁不能促成氏族的团结吗？”
“我境内隐藏着敌对的势力，还有境外的敌对势力，他们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宣帝曾经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对于广施恩泽的同时，也不能放弃以威来镇慑，以武来惩办不轨之徒！对于此类分裂国家的人绝不能姑息养奸，不怕杀个血流成河！只是要严谨地分清受蒙骗和被利用鼓动的对象以及真正地想要实行分裂的对象，以此再作行刑！”
禤正点了点头，说：“我汉家治国本就是恩威并施，一张一驰的文武之道。诚信深植于民众心中，外加扬威于天下，更为重要的是德被四海，再加强大的武力为凭借，我们大家众声成城，一定是可以度过难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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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民族一词在我古代的文献资料之中都难以找到，出现最早据说是始自1898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自此民族一词开始普遍使用。不过据韩锦春、李毅夫二先生的所摆材料，汉文中的“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强学报》中的一篇题为《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的文章。也有种说法是始于1874年时，王韬撰写的《洋务在用其所长》。20世纪以前，民族一词单指外国民族并非本国各个民族。学者又考查到《南齐书》的高逸.顾欢传中出现民族二字并且含义相近，所以说“民族”是受英语或者日语影响而演变而成的新词。史料记载，中华民族一词是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出的。而汉族一词起于近代。唐宋元明之时，都像汉时一样，以本国国号自称为汉人、唐人、宋人等。三国时显然没有发现有民族和汉族二词，所以我在我的小说中不出现民族和汉族二词。而汉时对内则称华夏人或者是百越人等，在西域或者是外国如扶南国或者是罗马一律统称汉朝境内的所有各族为“汉人”或者是“汉朝人”。而汉朝境内的各族出到国外都以汉人自居，当时的汉人并不是像现代的汉族一词的意思，当时的汉人等同于中国人，即中国内的五十六个民族的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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