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中国传统的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李仙得却无法“见谅”。他根本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李仙得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流浪者”号事件最终以李仙德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不得杀害美国船员而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媒拉纤”的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李仙得，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李仙得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朝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教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林义哲算了下日子，他是1873年1月22日回来的，而马上到来的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而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林义哲知道，现在提醒朝廷，时间上应该还算来得及，只是朝廷能不能听进去，就两句话说了。
现在的大清国朝野上下，因循守旧惯了，没有足够的外力刺激，是根本动弹不起来的！
“现在最最紧要的，是知悉详情，保得日人平安，不贻外间以口实。”林义哲道。
“以著令台湾吴道（分巡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及杨镇（台湾镇总兵杨在元）火速查明实情回报，现已月余，尚不得消息。”李鹤年叹道，“也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林义哲隐约地感到事情可能有蹊跷，他在脑中飞快地搜索着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想了好一会儿，仍然想不出这一段时间发生过类似“流浪者”号事件或“台番杀害琉民”事件的事情。
尽管林义哲是一个熟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穿越者，但也并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但是，现在离日本首次侵略台湾的“西乡大暴走”也就只有一年时间了！
林义哲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重。
他这些年全力经营船政，极力促成和法国合作，提高船政的造船能力，又和英国拉关系，弄了一艘巡洋舰回来，就是为了要应付这一次的危机！
“鲲宇老弟说的是，现下紧要的，是平安寻回日人，送他们回去，若是出了人命，各国借机窥伺，便麻烦了。”文煜说道。
“前些日子幼勤（福建巡抚王凯泰的字）便打算动身过去，可他身子自去年便一直病着，未见好转，这几日似是又重了。”李鹤年看着林义哲道，“按朝廷律例，福建巡抚须得半年分巡台湾。今年这分巡台湾事，只怕要着落在鲲宇老弟身上了。”
“是啊！到时候鲲宇老弟便要辛苦了。”文煜也在一旁说道。
林义哲听到李鹤年说到“分巡台湾”事宜，心里顿时明白他和文煜为什么和自己说这些了。不由得在心里暗骂了一声“两个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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