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不能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以保证共和国的运转吗？”
那学生问道。
“就以院长所说的例子，山东的确无法做到自给，必须依赖南方四省的财力补充才能不饿死人，但同样也是南方四省的屏障，山东保证了南方的安全。若没有山东，就算江南依旧可以自保，但需要花的银子恐怕远远超过两百万两，所以就算要每年掏两百万救济山东也是划算的。”
他接着说道。
“是的，但你能保证地方士绅们都这样想吗？”
杨庆笑着说。
“如果南方士绅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让大明四分五裂，连先帝都不得不南渡，至今龙兴天子还在李自成手中了。他们不需要每年两百万两银子，只需要把每年酿酒喝掉的那几百万石大米运到西北，那也就不会有李自成和张献忠了！大明是一个以封闭式农业为主的国家，几乎所有省甚至这些省的部分，都曾经有割据过的经历。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潼关一锁关中固若金汤，哪怕山东中间还有一道齐长城分隔着齐鲁两个名称，太祖开国居然还得和苏州的张士诚决战。
传统的农业模式下所有地方都能自成一家自给自足。
也就是有些地方会缺盐。
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省份都能够自己解决他们的盐，连大理都没被这个问题困死何况别处。
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这种国情导致了，那些掌控地方的士绅，不会互相之间照顾，建奴血洗辽东不会影响到秦淮河上的歌舞升平，西北饥荒也一样不会耽误扬州盐商们喝酒喝掉几百万石粮食，北京沦陷的结果是南京士绅窃喜的，因为他们终于不用再向北方运粮了。
人都是自私的。
当关中杀得尸横遍野时候江浙的仁人志士或许会叹息一下，但绝大多数都漠视，甚至还有想着趁机发国难财。但无论什么样的，要说拿出粮食去救济饥民，确保国家的稳定，立刻就都不干了，他们宁可走私给建奴牟取暴利，也不会救济饥民的，他们不知道前者是敌人后者是同胞吗？他们都知道，但利益面前谁管那个？这还是有皇帝，如果没有皇帝的话那就更名正言顺了，既然大家是凑在一起合伙，那也就没有谁管着谁的道理，所以你们饥荒那是你们倒霉，我们凭什么管你们？
国家乱了？
国家乱了我们关起门自己过！
异族入侵了？
异族入侵等打上门再说，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跪一下就是了。
国家亡了又有什么大不了？
家族不亡就行了！
所以我们得感谢始皇帝，始皇帝创立了延续两千年的帝制，保证了华夏大地没有变成四分五裂的无数个小国，这种制度最大限度确保了华夏之地始终有一个力量在约束成一个尽可能的整体。
皇帝的确可以没有。
大明的确也可以变成共和国。
但是，前提是有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得解决了。
第一，土地问题。
土地士绅控制绝大多数土地的情况下，共和制是给士绅松绑，放开他们对贫民敲骨吸髓的限制，解封他们心中的恶魔。必须得做到耕者有其田，彻底根除土地士绅才行，简单说就是土地国有，然后分给每一个农民去租种，确保百姓最基本的利益。
只要土地士绅还控制地方，大明实行共和就是把贫民推入深渊。
英国有个词叫羊吃人。
土地士绅因为种粮不赚钱，大量改田为牧，种植牧草养羊，然后纺线织布赚钱，但这不需要太多人手，士绅也不可能白养农民，于是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涌入城市沦为赤贫。现在两广已经开始这样了，大量土地士绅为赚钱不种水稻改桑蔗，多余出来的贫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进入广州的工厂。睡在泥污的棚子里，每天干十八小时，赚到的钱吃地瓜都吃不饱，累死饿死者比比皆是，农民饥荒还能挖野菜啃树皮，他们连野菜树皮都没有连观音土都没地方吃。
他们不是羊吃人，而是蚕吃人。
第二，经济模式。
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决定了一旦共和制，那么就给地方割据松开了限制，大明就会变成晚唐，这就是黄宗羲那些人吹嘘的大同国。统一的国家名存实亡，华夏之地变成无数自行其是的事实上小国，然后互相之间为利益厮杀，直接退化到五代乱世。要想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农业这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必须改变，必须使每一个省之间都有互相依存的紧密联系。
简单的说就是工商业化。
当江浙的工厂必须依靠湖广的原料时候，江浙湖广就密不可分了，当沿海的商人必须依靠向内地销售货物时候，沿海和内地也就密不可分。
江南百姓的确可以对关中的饥荒无动于衷，但如果江南所有工厂都必须从山西运煤炭来维持生产呢？那么就必须得管，因为不管这边的工厂也得停产，这边无数工人就得失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南北东西都是一根绳上蚂蚱的时候，整个国家用工商业捆绑成一个整体的时候，皇帝什么的的确就可以没用了，共和制就的确可以实行了。
但这又牵扯第三个问题。
交通。
因为山西的煤炭肯定不可能运输到江南，除非有便捷的交通，古老的运河体系肯定不行，那么必须得修我之前说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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