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利用中国复兴会的平台，笼络了严复、容闳、李提摩太等维新人士，还利用《华报》推动维新变法的社会舆论，鼓吹一些强国富民的举措，李鸿章是积极支持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此时对维新变法也没什么概念，更谈不上敌意，他们觉得维新变法跟自强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不会危及大清的江山，对李鸿章和李经述也放心多了。
社会上有些人了解到李经述对维新变法有兴趣，不少名流登门拜访。那日，李经述在天津府邸休息，詹天佑带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来访。那青年人穿一身灰色长袍，身材中等，走起路来习惯低着头，但两眼放出异于常人的光芒，看起来像是一位饱学之士。这位青年人，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康有为。
康有为与詹天佑都是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地地道道的老乡。康有为此时还只是一位举人，他想上书光绪皇帝求维新变法，但苦于没有上书的门路。那天在京城，詹天佑请康有为吃饭，康有为了解到李经述思想开放，也主张变法维新，还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亲生儿子，便兴冲冲拉着詹天佑的手要他引荐拜访。
詹天佑对康有为这个人，有所了解。知道他为了推销自己维新变法的主张，四处求见当朝的达官显贵。詹天佑觉得康有为太过于功利，变法的主张也太偏激，本想拒绝，但康有为拉着詹天佑的手不妨，詹天佑没挨过老乡的情面，最终还是答应他帮忙穿针引线。
康有为这人，确实很热衷名利，但他的科举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霉运，扑腾多年：考秀才，三战皆败北；考举人，六试不捷。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不过科举名落孙山，对有些人来说，会坏事变好事，比如洪秀全，比如袁世凯，康有为也不例外。
康有为科举不中，便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当时，广东有一位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康有为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屡次上书，言词激烈，虽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广州，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他为师。当时，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康有为只是一个监生，举人拜监生为师，这又让康有为轰动了一把。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建了一个“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春秋大梦。
康有为的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康有为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还给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子贡只能让道也；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也；曹泰号“越伋”，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康有为如此狂傲，一时名动广州，身价也高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这时，有一个叫孙文的医生求见。孙文正是孙逸仙，当时他长大了，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孙文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求和康有为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维新变法。康有为见孙文只不过是一位身份低微的小医生，答复相当傲慢：“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气得孙文愤愤不平，不再去见康有为。
不过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康有为会主动厚着脸皮求见。他拜访李经述之前，还曾到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当时虽是地方官，却广致人才，章太炎、辜鸿铭、黄遵宪等时代俊杰都受邀前来武昌。那时，张之洞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张之洞很伤心，家人朋友劝张之洞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刚好康有为找上门来，便和他长聊。最初张之洞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但日子久了，阅历丰富的张之洞发现康有为主张的“大同世界”乃是镜花水月，便没有久留，便送客了。
康有为在张之洞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便想求见李经述，挽回自己的面子。康有为一是想借李经述的奏折给光绪皇帝上书，二来也想推销一下自己，看自己能否有机会加入李鸿章的幕僚。
李经述那天好不容易休息，正睡午觉。丫鬟秦月报詹天佑来访，便起身在客厅见了詹天佑和康有为。见面后，詹天佑给李经述介绍康有为：“这是詹某的老乡，五六岁时开始读四书，到十岁便知曾文公、左文襄之业，而有慷慨远志矣。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更难得的是，广泛涉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阅大量泰西书籍，志在维新救国，老乡们称之为康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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