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是一座典型的港口城市，位于日本的西端，与中国上海相隔仅800公里，在1571年就开港了，当时的地位类似于上海，是日本闭关锁国时代少数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1886年，这里洋行商户已经不少，人声鼎沸。李经述、邓世昌、琅威理等人带着“定远”、“镇远”、“济远”、“扬威”四艘令日本人望而生畏的铁甲战舰，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还到海参崴勘察国界，然后折赴长崎。
四艘北洋军舰鸣响汽笛，浩浩荡荡驶入长崎港，军舰上的五爪黄龙旗，在长崎港口高高飘扬，日本民众看到中国这四艘冒着黑烟的“海上巨无霸”，目瞪口呆，李经述心内大爽。他站在甲板上，想起历史上的一件事，也是在1886年，北洋水师有四艘令人生畏的战舰驶入长崎港，上面的水兵一下船，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日本妓院，在妓院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却发现日本人可以直进直出，受到这样的差别待遇，北洋水师的水兵们火冒三丈，当时就把妓院给砸了个稀烂。日本警察立即出动，逮捕了5名水兵，北洋军舰上竟冲出450多人，带着武器直扑日本警察局而去，打砸日本警察局，军舰上的12寸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长崎市区。一向欺软怕硬的日本人这下子没脾气了，面对中国人的坚船利炮，只能乖乖放人，还赔偿白银道歉。对北洋水师这段辉煌的过去，以及日本这段屈辱的往事，日本学生人人皆知，在国内历史教科书上，不知为何只字不提，李经述还是从一本地摊杂志上看到这故事。这一次，李经述想把事情闹大一点，好找个借口跟日本人开战。
李经述想实地考察一下日本这时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于是四艘中国军舰停靠长崎港口后，李经述带着十来个亲兵上岸查探，他考察了十来天，发现1886年的日本，远没有现在很多中国“历史砖家”想的那么发达，长崎当时作为一个商阜城市，却跟大上海相比，差远了，没多少现代工业，缺少活力的农民、手工业者、日本浪人在大街上比比皆是，岸上最繁华热闹的地方，也就是妓馆酒楼。
李经述见到的场景，跟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世界名著《菊与刀》中的记载相符——虽然日本的明治天皇在1868年就颁布了“五政复古”诏书，开始维新运动，但到了1877年，西乡从道的哥哥西乡隆盛还率领着日本武士跟政府搞内战，在头十年，日本政府还把农民视作贱民，从1868年到1878年，日本至少发生了190起农民起义，日本的《日本宪法》要到1889年才颁布，所以1886年的日本，也还跟西方列强签着诸多不平等条约，综合国力跟中国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收集到的情报分析，李经述得出一个结论：此时不和日本开战，更待何时？
八月十三日，一向治军甚严的李经述，放五百水兵休假，允许他们上岸，去日本妓馆领略一下日本人的“国粹”文化——艺妓。
邓世昌有些不解，问李经述道：“提督大人不是颁布了军令，嫖妓者斩无赦吗？怎么此时纵容士兵嫖妓？”
李经述哈哈大笑，道：“这好说，你告诉兄弟们，不给钱，不就不叫嫖了吗？对了，我知道日本艺妓有一个潜规则，她们表面上是卖艺不卖身，不过，价钱喊得高，也是会从了客人的。前段时间兄弟们都在海上，风雨兼程，不辞劳苦，算是我给兄弟们的福利！当然，吃妓院的霸王餐，记得提醒兄弟们带好匕首、手枪等防身武器，中国军人不怕闹事！”
邓世昌恍然大悟，便跟五百水兵们转告了李经述的话，特意叮嘱他们：“千万不能给钱，给钱性质就变了，嫖妓可是要军法处置的！不给钱就不算嫖。”
五百中国水兵听说放他们的假，日本艺妓还能献身，一个个很兴奋，一起上岸，直奔长崎各处的妓馆，要了最上等的日本艺妓，一边喝清酒，一边欣赏艺妓的杨柳软腰；有的水兵开高价骗那些卖艺不卖身的艺妓脱了和服献身，生猛的中国水兵们在海上几个月，确实憋坏了，个个精神抖擞，对这些日本如花似玉的女人一点也不怜惜，战斗很激烈，直教她们“亚麻得”、“亚麻得”叫个不停，榻榻米都搞坏了好几十张。
有一些北洋水兵，干完事后，还觉得长崎什锦面和脆面都不错，还有日本料理，也就是各种海鲜和蔬菜，炒咖哩饭、炸猪排、番茄意大利面，一同放在盘子里，胡吃海喝。日本那些妓馆的老板见这么多人来消费，喜笑颜开，心想还真不能低估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心里琢磨着以后要不要给中国人开个专卖店啥的。
北洋水兵们人多势众，他们一伙伙围着红色的圆桌，吃顿全套桌袱料理，还点上了土特产：长崎蛋糕、乌鱼子和用长崎产的枇杷做的枇杷果冻，十分惬意。一高兴，还让怀里的日本女人躺在地板上，摆起了人体盛，就是让日本女人脱光了，将食物摆在她们的身体上，这种文化也是日本的一大发明，通常将生鱼片、寿司、水果等食物放在美女身上，达到吸引食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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