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蔚南的叙述中,兴中会并不是孙汶创立的,他也从来没有做过檀香山兴中会的主席,甚至连值理、文案、管库都不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后来他见在檀香山得不到支持,便带了一些人去了香港,随他走的,除了八个值理中的邓荫南外,还有宋居仁、陈南、夏百子等数人,其他则会员毫不所动。之后,檀香山兴中会就和孙汶没什么牵连了,是以在梁启超赴檀香山的时候,大部分会员都参加了保皇党。
程蔚南是个文人,却又是个商人。既有想革命的意愿,又有想妥协的意愿,和其他人不同,他对于革命还是比较支持的。只是庚子年的时候。孙汶得日本人支持。发动惠州起义,儿子年轻。热血激荡之下就跟着去了,可最后起义失败,儿子尸骨无存,程蔚南从此对革命便心灰意冷了。直到程莐把杨锐给领回了家,算又是入了伙。
杨锐到客厅的时候,大伙茶都喝得差不多了,此时见他进来,程蔚南站起身对着他道:“这几位叔伯都是檀香山的大佬,以后你在这里有事,都可以找他们帮忙。”这一次来檀香山。一些客套的规矩还是学习过的,在程蔚南的介绍下,杨锐急忙向诸人见礼,而程蔚南也向他一一引见在坐的列位。一番客套之后,他才在下首坐下。
在杨锐进客厅之前,程蔚南已经向诸位同乡坦承杨锐就是复兴会的革命党,革命二字在大家看来就是作反,知道这些人不是玩命的就是要钱的,诸人听后心中有些忌惮。程蔚南早知大家所想,之所以要说女婿是革命党,无非是向大家交个底,好获得支持而已。
复兴会在国内再威风,但对于华侨而言,还不是自己人。昔日保皇党得其相助,是因为他们举着光绪的大旗,又是出名的爱国士人,同时康梁还都是广东人士,所以吃得开;而孙汶,虽然也是广东人,但他不要说举人,连个秀才都不是,之乎者也的讲演和梁启超相比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更不要说他是个‘作反’的,所以大家都对他进而远之,最后还是洪门的黄三德想了办法,让孙汶入了洪门,而后再陪着他在美国游埠讲演,以取得华人下层人士的支持,这才算是有了些影响力。而杨锐,一不是广东人,二不是科举出身,讲演都是白话——这在当时基本归结为目不识丁的文盲,比孙汶的基础更差。
海外华侨对复兴会重要吗?就复兴会而言,在革命前并不是很重要,革命后则有重要的地方,也有麻烦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在于海外华侨的资金量不小,按照关东银行国际金融科的统计,每年有一亿多两的侨汇从南洋、美洲等地流向中国,虽然不足以完全抵消贸易逆差的损失,但是没有侨汇,那中国的国际收支将会更加糟糕,可以说华侨相比国内,普遍更为富裕,日后国内兴业置产,华侨的作用巨大;而麻烦在于,华侨都在国外,一受欺凌那么政府就要护侨,就清末的家底,吓吓墨西哥还差不多,要是和欧美殖民者硬顶,国内政治上虽有所得,但是国外政治以及经济上则要大受损失。
不说复兴会,就杨锐个人而言,不管革命前后,海外华侨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现在他在复兴会虽有嫡系,但其实是威望有余,根底不足。虽有政治部洗脑,但是同乡、派系这个几千年的观念还是影响甚大,北洋有小站派、孙汶有两广系、常某有黄埔系和浙江系,再后面……同样如此。细看历史便会发现,清末之后的中国政局就是在满清遗留的北洋以及南方广东、浙江、湖南四者身上转圈。广东起于华侨,开风气之先,浙江除了本身的人文底蕴,还得益于沪上的繁荣,而湖南,除明末清初王夫之、各处的书院之外,就全靠曾国藩了。
杨锐的弱项在于他不是广东人,不是浙江人,不是湖南人,复兴会里浙江人完全占优,他位置要想稳定,势必要平衡,而平衡的办法光靠杨锐的同乡,完全撑不起大梁,不是人不优秀,比如张承樾、徐敬熙、文永誉都不错,但跟粤浙湘这三省比,基数根本不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以广东女婿的身份,把广东人拉进来。到时候广东、浙江、以及其他杂系三分大权,如此位置才能稳固,到时候政坛虽会是一片海草味,但是这也是逼不得已。
这个主意不是杨锐想的,而是谢缵泰言语隐晦的在一份长信上提到的,以杨锐的判断,他这既有为自己打算的意思,也有为杨锐考虑的意思,不过不管谢缵泰怎么想,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去实行的。
杨锐在客厅的下首坐下之后,在座诸人都打量着杨锐,弄得他只好谦笑道。“各位叔伯,此来不是要拉大家一起革命,更不是要让大家捐钱,只是想着和大家一起置业兴学。除此无他。”
见杨锐把事情做的这么轻松。在座诸人都是失笑,何宽道:“竟成也是华侨。还是客家人?”
“是,幼年随父母到了美国,但后面他们都故去了,之后便是我一个人流浪美洲大陆。”杨锐说起身世。面有戚色,在座诸人都是过来人,知道卖猪仔的苦楚,表情上不为所动,但心里倒也软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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