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长回到了孔家村后，引起了村子里人的兴奋。
普通村民都对那些回礼感兴趣------他们是山民，但不是愚民，特别是对市场上的货物，当然也知晓一些价钱。
他们大多都出过山，去馆陶城转过，再说了，什么物件是好用的，一眼也能看出来的。
村民们对存放在族里公用仓库的物件议论纷纷，他们在等着按先前拿出的礼物的价钱进行分发，当然，没有人想独占，这是一个以仁义为本的村子嘛。
村子里的长者们则对这个行动的后果进行评估。
当然，没有人指责老村长的不是，反而感觉问题大发了。
原来那些人是占据了山东地区的海盗！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此事又该当如何？！
众位长老的看法最终集中在两点，要么当看不见，要么应当去报官……省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彻底摆脱与流求海盗的关系，弄不好还能弄到一笔赏金……当然，从大局出发，没有人公开提到后面的一点。
君子谈义不谈利。
鞑鞑人在管治地方时，他们本人虽然担任主官，但是只能重用懂得鞑靼语的汉人官员来具体执事，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们去做，鞑靼人听不懂老百姓的话，老百姓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双方之间的沟通也只能通过某些特定人员来达成……一些懂得鞑靼语的地方官也就凭借这种便利条件来做坏事。
那些地方官员就经常怂恿鞑靼主官做一些坑害百姓的事情……责任归鞑靼主官，好处留给自己，很多离奇的冤案都是他们造成的！
这也是孔家村里的人不愿意与官府打交道的原因。
馆陶城的地方官员就经常用奖励告密的方式来获取利益。
事实上，告密文化在这个华夏民族的历史上，很早以前就存在的。
围绕告密文化这条线索，到眼下为止已经持续了千年。
如果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在起作用，比如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纵容与发动的结果；纵容与发动告密往往反映了统治者的不自信；告密的内容虽然有人事与文字之不同的区别，但其本质都是权力斗争；甚至还有要得到不当利益的手段斗争等。
汉武帝当初就用这个告密的办法弄钱。
这个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
他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则是通过告密。
在公元前119年，他下达了“算缗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
然而，此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也就是告密有功，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给告密者。
这一举措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
通过算缗令的实施，使国库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大汉的商贸业终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
比这更可怕的是，算缗令使民风败恶，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汉武帝的政权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馆陶城的地方官哪里管实行告密方法的恶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多久，能捞一点算一点，只要不被平章阿合马的经理法抓到，当了典型，他们是有机会就捞钱钞……所以，鼓励告密者是诸多行政手段中，最简单而有效的一种，仅从成本上算，费效比较高。
只要告密别人犯忌犯法，一律都有奖励！
如此，整个馆陶地区便生活在人人互相防备的阴影中，当地的地方官却乐得如此……什么叫管理？让人人生活在恐慌中，那就是最好的管理。
如果再加上连坐之法……知情不举，罪加一等，这样一切都好办了，人人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当地的地方官却可以选择性执法，肯定不能别人密告什么就信什么，那样，会大大增加奖励告密者的成本，反而不美。
孔家村的长者们还正在为是否举报那些藏在深山里的人争论着呢，已经先有一个小贩去举报了。
只不过他举报的是孔家村，说他们与流求海盗有交通勾结，要不然，他们哪里能得到那么多流求岛上才会有的好货物？还都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
那个小贩是贩卖棉麻布的……北方地区更容易种植棉花，而且也容易种植各种麻，当他们偷偷从大宋境内弄到了上好的棉种，还有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后，尽管惨受鞑靼强盗集团的各种盘剥，但是他们的各种纺织作坊竟然仍能存活了下来，规模还不小呢！
这其实是平章阿合马高抬贵手了，毕竟他是有着商人眼光的色目人，明白必须要让这样的作坊存活下来，有了产品，可以卖出去，才可以收到各种税……杀鸡取卵的作法，他还是完全否定的。
但是北方地区出产的棉纱质量可不算是好，只能排在流求和大宋之后。
技术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只能在价钱上找齐。
那个小贩牵着两头驴子，驮着北方和大宋、流求出产的三种棉麻布，非常不容易地来到了孔家村……他希望要么卖一份好价钱，要么换上好一些的花生油料，总之要有个两三倍的利润才够上自己这样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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