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商人做官，他们竟然不敢，一个个推三阻四，不惜拿钱疏通关系，一个个真是贱骨头，明哲保身到了这种地步，给他们权力，他们竟然都不敢要，活该他们被文官集团压迫了几千年，伍秉鉴给广州各级官员磕的那些头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他们比文官更没有担当。
没人不想做官，只是不想承担风险，现在接受了朱敬伦的任命，就等于是加入了朱敬伦的派系，卷入了朱敬伦跟朝廷的斗争之中，他们怕在这这股大势之下，引火烧身，最后玉石俱焚。
但是朱敬伦的命令不会动摇，就是根据谁有钱谁做官的原则，这时候没时间一一分辨，分清谁的品行和能力，只能用这种粗暴的一刀切的方法来处理了，既然能在当地首屈一指，赚到让人惊叹的财富，他们的经营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品行是否贪婪，朱敬伦逼迫他们写下保书，为官期间，不得贪墨一分公帑，否则抄家，相信这些本就十分有钱的家伙，也不至于为了钱财玩命。
至于他们会不会用权力给自己谋私利，基本上不用怀疑，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就没少了利用权力，只不过过去的寻租，是给官员贿赂，换取权力，现在则是自己直接掌握了权力，他们怎么可能不用，在自己没权力的时候，他们都能玩转权力，现在直接享有权力，那更会用的得心应手。
这种程度的贪腐，朱敬伦暂时还能容忍，反贪不急于一时，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得一步步的化解，美国在二战前才勉强打下去了疯狂的贪腐，没必要求全责备，在一个贪腐文化盛行了上千年的国度试图一夕根除。
这些商人被强逼着上任了，既渴望权力，又害怕危险，几乎处在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情绪中上任了。
赫德也商人了，进驻了过去恒祺执政的粤海关衙门，广州城里的百姓就不太在乎了，多一个洋人，少一个洋人而已，他们见的多了，广州八十年一口通商，从他们太爷爷时代，就没少见过洋人。所谓不让洋人入城，那是说入城居住，即便是在乾隆年间，也是允许洋人在休假那天，入城游览的，所谓休假，就是洋人的星期天，但是只有一天，不能停留，不能居住，平时洋人都是住在城外的商馆区，也就是十三行。
更不许女人进入广州，即便是城外的十三行，也不行。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不顾清廷禁令，携其妻子坐着轿子来到商馆。西方妇女的着装、发饰、没有裹缠的天足，身着****暴露过多的服装以及随意同男人握手的动作，被认为既伤地方风化，有损天朝礼教。甚至引发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联名上奏，“有违天朝体制”。
广州官府立刻下令驱逐盼师夫人，为了夫人，盼师从停泊在黄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枪炮登陆广州商馆。广州官府则威胁要发兵驱逐，此事使中英关系剑拔弩张，要不是最后盼师把夫人送到澳门，鴉片战争弄不好提前十年就会打响。
第一次鴉片战争之后，洋人通过条约取得了进城的权力，但是老百姓不答应，洋人进城轻则扔石块，重则有生命危险，直到第二次鴉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城后，广州老百姓才第一次大范围跟洋人接触。
这种文化的封闭，通过交流自然也就打破了，洋人占领广州期间，虽然依然冲突不断，但是大多数接触过洋人的老百姓，也没觉得洋人就哪里特殊了，大多数还不是和和气气，就算是士兵，买西瓜那也是给钱的。虽然也有抢掠的事情发生，可跟大清的军队也没什么两样，渐渐也就习惯了。
如今洋人进出广州城已经不稀罕了，所以赫德入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也就是一些街头巷尾的非议罢了，两旁的邻居觉得身旁住上了夷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好像美国白人的社区住进了黑人后，整体搬迁一样，粤海关衙门也出现了老百姓卖房子的情况。
赫德也不满，他还歧视这些十天半个月不洗一次澡的中国人呢，但更不满的是，朱敬伦动了他的权力，所以处理了新安的关务，将总海关搬到广州城后，他第一时间就要拜见朱敬伦，他要跟朱敬伦谈判。
走过归德门的时候，他还看到了悬在城门洞中的大印，以及贴在城门旁的罪状檄文，老百姓热闹看个没够，也只是指指点点，嬉笑打闹，也没人敢撕那张说朱敬伦拥兵自重，上亡故天恩，下欺凌百姓，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还号召勇士，能提朱敬伦人头来见者，朝廷必不吝封赏。
赫德看到朱敬伦不但没有派人把这告示撕下来，反而派了几个士兵在旁边保护，防备有人破坏。
赫德要去广州将军府，朱敬伦现在跟广州将军住在一个府里办公，因为他不会让穆克德讷脱离他的控制。
穆克德讷这段时间表现的还算乖顺，尤其是听到北京的奕欣发动了政变，除掉了肃顺等人之后，那就更是对朱敬伦十分顺从了，他认为朱敬伦代表的奕欣一党胜利了，更让他满意的是，奕欣自己没做皇帝，而是继续拥护了咸丰的儿子做皇帝，这么看来奕欣也算不上是乱党，只是在保旗人的江山，而不是自己想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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