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德林与汤马到来,韦斯特伍德让秘书推掉了下
国务卿布鲁德林不用多做介绍,cia新任局长汤马特别值得一提。
按照美国的相关制度,cia局长不属于内阁成员,新任总统既可以在就职前向国会提名新的cia局长,也可以沿用cia局长,或者在任职期间重新任命cia局长(需得到国会批准)。一般情况下,新任总统都会在就职前后任命新的cia局长。
韦斯特伍德在就职前提名乔治皮尔斯为cia局长,获得国会批准。这位倒霉的cia局长上任后不到1年,日本爆发“政变危机”,cia遭到牵连,不得不主动辞职。随后在韦斯特伍德的支持下,汤马驷出任cia局长。
汤马驷创造了cia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比如是第一个非情报人员出身的局长、第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cia局长等。在这些“第一”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以及在中国生活了25年的经历。
5岁时,汤马随父亲前往中国,在中国生活到30岁,才回国工作。
25年,除了让汤马驷能说一流利的普通话与上海话、取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字之外,还让他成为了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回国之后,汤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国际战略研究所”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员,专门替政府部门、国会机构、军方分析处理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也正是这份工作,让汤马在岁以前认识了包括韦斯特伍德在内的众多美国政界名流,获得了进入政坛的机会。
提汤马任cia局长时韦斯特伍德向国会议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只有像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想法。虽然无法确定这句话对国会批准汤马担任cia局长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问题在cia日常工作中所占的分量。
汤马驷上任后做的第件事情就是平息“政变门事件”。
1年来马成功处理了多其情报事件:力得到肯定。
用外界地话来说。在韦斯特德地内阁成员中。汤马驷地影响力仅次于布鲁德林。
“多迹象表明。中国情报部门在最近加强了对日本地情报搜集力度。”大概在中国生活得太久。用词时马会偶尔用一些汉语词汇。比如说到国家名字地时候直用地是汉语。而不是英语。
最初。韦斯特伍德与布鲁德林都不大习惯。久而久之。两人也习以为常。不再觉得奇怪。“更多地迹象表明中国提高了对日本地防范与警惕。大概认为日本会采取某些过激举动。”
“过激举动?”布鲁德林冷笑了一下“日本什么时候温和过?”
“不是以往地问题。而是新地问题。”汤马没有跟国务卿较劲“上个月下旬。中国元首曾经在夜间前往总参谋部听取工作报告。虽然新元首有在夜间听取工作报告地习惯是在其前往总参谋部之前。很可能从情报部门、准确地说是从军情局长那获得最新情报。随后总参谋部举行了一次多兵种计算机模拟对抗演习。演习地具体内容还不清楚。只能肯定与元首突然听取工作汇报有关。此举表明。中国很有可能启动了战争倒计时。正在积极准备与日本开战。”
“会很快打起来吗?”韦斯特伍德问得很直接。
“谁也说不准,在中国的谋略里面,战争往往是最后才会考虑的手段。”汤马耸了下肩膀。在某些方面,他仍然与普通的美国人很相似。“虽然获得的情报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非常微妙。‘四方谈判’开始以来,中国一直在日本‘核问题’上做文章,多位高层领导在各种场合表达出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厌恶与反感。东方的思想观念与我们有很大区别,更加含蓄、更加内敛,不喜欢用直接方式表达对其他人或者某种事物的感受与感情。在我们看来,‘厌恶’与‘反感’是很普通的情绪,我们可以对一切不满意的事物感到厌恶与反感,但是在东方的思想观念中,‘厌恶’与‘反感’已经是非常强烈的情绪,甚至是严重不满情绪的直接表现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中国向日本发动战争的威胁等级提高一些。”
“不是一些,而是肯定。”汤马淡淡一笑,说道,“东方世界,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讲的都是一个‘和’字。按照字面意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和平’、‘和睦’等等,更贴切的说,‘和’是东方思想
组成部分,表达的是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平共~则。在东方词汇中,‘和’与‘战’是一对反义词。由此理解,当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表达出‘厌恶’与‘反感’情绪的时候,战争就不远了。”
韦斯特伍德皱起眉头,朝国务卿看了一眼。
“如果中国准备对日本开战,会怎么做?”
“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见到总统与国务卿都开始重视,汤马驷来了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求‘出师有名’,不兴‘无名之师’,用我们的思维来理解,就是在出兵之前谋求一个正当的、充分的理由。事实上,中国一直在这么做。从第四次印巴战争开始,中国在参与每一场战争的时候,都寻求了充分的战争理由。在东方世界,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实力,而是‘道’。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常说的‘正义’。东方思想观念中,正义的一方必将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非正义的一方必然失败。由此可以断定,中国领导人不但要为战争寻找理由,还要让中国成为正义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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