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九日，晴。
一直徘徊在江南地区的湿暖空气，在十八日后开始北移，长江流域开始进入晴朗天气为主的初夏。随着干涉舰队的撤离，一艘打捞船和南昌号鱼雷艇停留在了若竹号驱逐舰沉没的地方。
林汉把南昌号和打捞船开到这儿，除了是要打捞沉船上一些有用的装备外，另一个目的却是寻找若竹号上的密码机和密码本。
若竹号沉没的地方，海水深度只有八十米，当时南昌号打出的鱼雷一发中的，该舰在水面上只支撑了不到一分钟就沉没。因为船沉得太快，林汉估计日本人当时根本来不及毁灭密码机和密码本。
说起来，这艘打捞船还得感谢英国人。几年前的卡莱尔号事件，英国人从国内运来了一批打捞设备，然后在上海将一艘千吨级的轮船改装成了打捞船，以用于对卡莱尔沉没的调查及打捞沉船上的黄金——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不过事后考虑到运费成本的原因，这些打捞设备就全留在了上海，后来被林汉派人低价买下。
有了这艘专业的打捞船，前几天红军很轻松地在长江里从数艘沉船上打捞起了大量还可以使用的物资，等战事结束后，那些沉没在江中的浅水炮舰，红军也会将其一一浮起再作利用。轮船并不象常人想象中那般脆弱，其动力系统更是极耐“操”。历史上重庆号巡洋舰在海水里泡了几年，打捞上来后动力系统拆下来，还能用于发电厂发电，锅炉也可以继续使用。在长江里泡了多年的太平轮捞起来修复后同样也有类似的经历。
在南昌号上，林汉和李华梅合体后下水，两人在水下作业了一整天，成功地找到了密码机和密码本。有了这东西后，未来的战争中，要破解日本人的军用密码就更加轻松。
除了密码机、密码本外，林汉和李华梅就是从海里捞起了舰上的两门120 毫米舰炮，一堆的炮弹以及上百条三八大盖步枪。至于德国人最想要的日本新式鱼雷，由于若竹号出发前就拆除了所有的鱼雷腾空鱼雷舱，所以一无所获。
由于担心水雷，日本舰队不敢冲进长江，炮击上海时的距离受到限制，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炮弹，也只是炮击到了市郊落后地区，甚至连江南造船厂也没伤到——1935年时的江南造船并不在后世的位置，更靠近内陆一些，日本战舰除非冲进长江，否则就算使用加药增程弹，也是打不到江南船厂的。
六月十九日起，自从日本人的干涉军昙华一现般的在上海上空亮了一下相，然后就象野鸭般被纷打下来后，整个南中国就开始了短暂而虚假的和平期。
在这个新一轮大战前的和平窗口期，各方势力都在为未来大战做准备着。
六月二十日，大批从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调来的客轮抵达上海，开始接走滞留在中国的“难民”。那些昔日在上海横行霸道的洋人，一个个流着眼泪，提着皮箱，十分不甘地滚出了中国。
红军虽然承诺保证这些洋人的合法个人财产安全。但是，什么叫合法财产？
合法这个词，是很有弹性的。所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在回后都将面临破产的局面。
公共租界中的美国士兵也和美国侨民一起撤离了，比起破产的欧洲人和至今仍然被关在集中营里的日本人，美国人的命运要好得多。花旗银行的在华资产虽然被红军冻结封存，但红军在这个问题上还留下了谈判的余地，倒是给了美国人一点希望。
美国驻上海领事留了下来，并前往南京，准备在那儿红军高层继续进行秘密谈判。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是两面三刀，一方面他们支持英日联手对红色中国进行干涉，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反对英日封锁中国海岸，影响对华贸易。
支持英日对华干涉，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屁股问题，阶级利益问题的“政治正确”。
反对对华禁运，这是资本家口袋的收入问题，这是“资本家会出售绞死自己最后一条绞索”的资本家贪婪本质的个人利益问题。
借反对禁运，开了一道口子，让红军有机会获得无法自产的战争资源，则是为了让英日两国干涉中国的战争胜得“别太轻松”，这纯粹就是赤果果的国家利益问题。不管两国在中国的干涉行动打成什么样，都消耗他们巨额的军费，降低这两个国家的国力。上海之战时，红军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全世界他们是一支能战的军队，而不是前清时的那支鱼腩——虽然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依旧惯性地不肯承认这一点，依旧在主动地寻找各种理由否定这点，自己骗自己。但是在上海，离红军最“近”的租界美军，已经亲眼通过租界之战目睹了这一切。
在接到了他们发回的报告后，处于第三者立场的美国人比英日两国能更早地接受这一点。
在阴险程度上，“仙人掌加纳”远不如那个小儿麻痹患者罗斯福，他两面三刀的做派实在做得太露骨太不知隐藏。他的态度，是巴不得英日两国全部深陷中国泥潭之中，一切对华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在进行。
在未来的两个星期里，上海一直都没有战事。从新加坡出发的英国军舰，在接到日本人惨败的情报后，只是将船开到了上海外海进行武力示威了一天，然后就拍拍屁股驶向日本，借助日本的船厂设施加强防空改装。在这过程中，红军也没有出动飞机进行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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