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屠神,并不是中国神话一家的专利，林汉却是有意这么“胡说”的。
从决定参加奥运至今，他一改从前隐身暗处打人黑枪，如此地高调，一方面是为了替自己扬名，另一方面，却是为了五年后在日本的布局做准备。
林汉的作为，其实不过是小胡子的模仿者。
日尔曼人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是野蛮人的意思。但是小胡子希特勒，却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在演讲中反复地给听众洗脑和灌输下，让绝大多数的日尔曼人，产生了“我们自古以来就是最优秀的民族”的幻觉。
他由此也受到了启发。
来自后世的林汉，非常明白，宣传洗脑这个词的意义。心理年龄已接近四十的他，回想起自己年幼无知时，被各种宣传机器洗脑成了美分带路党时，在感叹从前“很傻很天真”之余，也同样惊叹西方媒体洗脑机器的强大。
1932年的中国，和1932年前的德国，民众的精神状态是很相似的：战争失败，国家被外国势力控制，甚至连昔日脚下的“烂东西”（日本和波兰），也敢蹬鼻子上脸为所欲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心，在这个时候都崩溃跌至谷底。
这个时代的中国，有志气的有识之士，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救国求索之路。受到历史的局限性，这些人在反思的过程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否定。
否定汉字，否定文化，否定有记载的三千年文明历史，直至否定这个五千年古国的一切。这种自卑到自辱自虐的否定，就是这个时代中国文人圈里的通病甚至是“时髦”——比如所谓的“民国大师”胡适就是个中的高手，不仅是胡适，许多左派“进步”的文人，如鲁迅、陈独秀等人，其人生中，同样也有过短暂的类似对中华文明的自我否定、自辱的阶段。这种自辱心态，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比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比如鼓吹游牧民族给中原“换血”的邪书《狼图腾》，河殇流横行，就是这种病态自我否定心态的产物。
但这种自辱心态，是极不正常的。一个总是自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谓“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民族，是个下贱至极的民族。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民族，是落后的民族。
林汉如此高调地行事，就是借此向全体中国宣传他的理念：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我们有辉煌的历史，现在的低谷仅仅只是暂时的。
他先要大声呐喊，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聚拢那些听到声音后愿意过来一起奋斗的人，这才是他这么做最大的目的。
但要达成这个目的，光是在媒体上对着记者说大话是远远不够的。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二三十年代，写出这样诗词的人，一不小心被师长看到，很容易就落得个狂妄自大的评价。
要是这人再写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之类的，一顶狂生狂人的大帽子是绝对跑不了。
可是，当写出这些“狂妄诗词”的人，突然有一天，将他说过的话，写过的诗词上的志向，全在现实中一件不拉地做到了。那么，他过去的“狂言”，就全变成了“以诗词言志”、“闻鸡起舞”的“豪气冲宵的大气魄、大志向”了。
所以，光靠发出声音还不够，还得展现和“大话”匹配的“力量”，而接下来的奥运会赛场，就是林汉展现自己力量的舞台。今天林汉在记者面前的狂言，也是奥运会后的一系列计划准备的前奏。
在德国传教的时候，林汉最初搞的是崇拜魔鬼的邪教，虽然一时间看似成长得红红火火，但始终是狗肉上不了宴席，处处都得小心翼翼，直到将基尔当地天主教的汉克神甫加入后，披上基督教的分支的马甲，由“邪”转正，方才得以井喷式的大发展，后来林汉在东方传教时打着道家分支的旗号，也是因为他意识到传教时，走“正道”比走“邪道”更有前途。
林汉心里很明白，要在东南亚建立华人自己的势力，以及应付即将到来的日本全面侵华的危机，宗教只能做为工具，而不是基础。要想把全世界华人的力量整合起来，光靠宗教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时代的中国，这个时代华人圈，他们还需要一个英雄。
在拥有了“身体”后，林汉已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永远躲在后面操纵一切，终有走到前台亮相的一天。他现在使用的这张本来的面孔，在玄武教徒中的身份是玄武道教的教主，但这个身份要达到他预期的目标，并不匹配。
他需要一个新的身份，一个能站在最前台，被所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侨都认同的身份，这个身份就叫“英雄”。
“李润石会成为未来中国的英雄，而我将是海外华人心中的英雄。”
这才是他高调出现在的奥运赛场上的真正原因。
七月三十一日，田径比赛在洛杉矶的主体育馆里进行。刘长春出场参加了一百米短跑的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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