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村子，村民们都各自待在家里，并没有隆重地相迎，这一切都是赵逸臣的意思。赵谦对此比较满意，他也没有过分骚扰村民的打算，只不过在城里呆久了，在乡村里过一晚，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个村庄里最大的便是乡老。赵谦等人便住在乡老的院子里。
乡老并不是官吏，更不是指派的，一般就是村民们推举出来的有名望的乡绅，负责管理村民。明朝在地方基层的管理十分松散，基层反而非常民主，所谓推举，和选举也差不多了。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组，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摆善条”各一座，前者为村中乡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杨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
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助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这些乡绅，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到县里报个名，就算上任了。但明朝管理系统还有一套办法，就是保甲制度，配以路引，将百姓束缚。
这种制度，和现代的户籍制度、身份证一般有效。之所以几百年后咱们还不抛弃它，证明这种制度有它的作用。很适合国情，很适合统治百姓，所以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没有身份证了，我们还在用。
“申明亭”和“摆善条”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一个代表法律，一个代表道德。所以，在大明，道德和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和现在的理论很有出入。
因为明代法律不细节，道德是约束百姓行为的重要依据，是统治的根基所在，所以一旦礼崩乐坏，统治便不会稳固了。
赵谦很有耐心地和乡老说话，询问着各种细节。社会的构成，凝聚着千百年的智慧，赵谦到明朝一二十年了，也不敢说完全理解这套东西的内涵，一边说话，一边还在思考。
对于赵谦这样的大臣，和一个乡老聊得火热，邹维涟等人十分不理解。而赵谦只是想了解社会的细胞组成，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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