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几个典范的西式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萎靡，而不少强权统治的东方式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等却都迅速富强起来，无数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加以分析，试图找到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经济发展前期的快速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正如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可能更为中国人所熟知）所说：“我国（指日本）人民与美国人、欧洲人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有没有受过教育。”所以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倡导全民教育，在几十年间就创造出一个没有文盲的社会。日本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随后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也都遵循这一范式，在经济腾飞之前大范围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后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相比之下，菲律宾、印度等国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都非常低下，很多贫穷的少年儿童得不到正规的教育，无法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只能一代又一代沦落在佣人、贱民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兴办教育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但花费巨大、回报甚微，而且取得什么成绩也会归功到我这个教育总长名下，显然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不愿意干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计。于是他们便用‘启蒙’来取代‘教育’。”孙元起随即又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启蒙’，可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教育幼儿、传授基础入门知识的启蒙，而是西方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启蒙’。启蒙与教育相比，教育的实施者一般是普通教师，而启蒙的实施者是思想精英、公共知识分子；教育传授的内容一般是书本上已有内容，而启蒙宣传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缺乏的内容；教育一般偏向于知识技能，启蒙偏向于意识理念……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启蒙’明显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
陈训恩道：“在属下看来，启蒙和教育都是让人接受新知识获得新进步，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区别。”
孙元起笑道：“确实差不多，但其中的细微差别足以能让人觉得‘启蒙’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这也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现今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来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恢复人性，提倡人道主义，提高国民素养，以适应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但对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的重任，敝人却表示相当的怀疑！”
陈训恩道：“属下觉得，大人自光绪年间以来创建经世大学、编纂全套教材，以润物无声的形势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提高国民素养，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何待同盟会此时再来倡举‘启蒙’的旗号？”
孙元起摇摇头，有些惭愧地说道：“虽然敝人在传播科学方面做出了些许成绩，但科学只是启蒙运动中非常狭窄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理念、民主思想、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等内容，这些敝人却从未涉及，对它们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孙元起又有些自得：“尽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会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里去。这也是我怀疑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重任的根本原因！”(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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