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老大人过世已经一个多月。
早在老大人去世的第二天，宫里边送来上谕，除了大学士应有的待遇外，孙元起清楚记得有这样一句：“加恩予赐谥文正。”足以告慰老大人在天之灵，也略略减轻心中的悲痛。
小资文青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时间抚平一切。但孙元起依然觉得恹恹的，做什么事都没心情，只是呆在衙门里的时间明显多了。
在老大人辞世以前，对于孙元起来说，做官更像在应付差事。在他看来，做官的最大好处就是为自己推广教材、创立学校提供了不少便利，当然，官场应酬和官员倾轧也浪费了自己不少时间。权衡利弊，做不做官在两可之间，反应在工作中就是随心所欲任性而为。
当老大人去世后，孙元起才深切感受头顶那柄保护伞的重要性。大清可不是天堂，那些皇亲贵戚才懒得和你一板一眼地讲法律、讲正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你经世大学里面建座别墅怎么啦？现在别人图谋自己辛苦建立的学校、伤害自己心爱的家人学生，可不会再有人主动站出来替自己挡风挡雨了，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做官不仅是一种达成理想的手段，而是一种责任，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凭仗。
在别人看来，张之洞、孙家鼐这两位分管过学部的大学士是孙元起最坚实的靠山。有他们罩着，别说迟到早退旷工缺勤，就是在学部打滚撒泼，也没人敢说个“不”字。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短短数十天之内，两位大学士先后驾鹤西去。孙元起被打断了脊梁骨，只有每天朝九晚五，乖乖地应卯坐班。
好在孙元起素来没有明确政治主张，很少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既不属于康梁乱党，又不是孙黄逆贼，更不是袁世凯一系，暂时不在大清洗范围内。而且张文襄公、孙文正公刚过世，朝廷就对他们下属、亲信捅刀子，也会招来物议不是？一来二去，孙元起就还在学部左侍郎位置上稳稳呆着。
眼瞅着到了1910年西历新年，孙元起正坐在学部衙门看书，杨度一手抱着报纸、邸钞，一手摇着纸扇闯了进来，大喇喇地做在左手第一张太师椅上：“百熙，在看什么书呢？那么入神。”
孙元起把封面朝他亮了一下：“王静安的新著《人间词话》。”
“哟，你也会看这种书？”杨度颇为吃惊。在他印象里，孙元起看的书，要么是洋文，要么是物理化学之类，都是普通士大夫不屑看也看不懂的。没成想如今也研究起诗词来，好比薛蟠吟出一句“洞房花烛朝慵起”，怎么不令人惊诧？
孙元起笑道：“静安出书，便送了我几本。虽然看不懂，读起来却觉得含蓄隽永、韵味无穷，便拿来做消闲之用，也算附庸风雅一回。”
《经世大学学报》问世短短两年，就在国内外学术届声名鹊起，投稿也日渐增多。到了第三年，学报就不得不分为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两种，分别编辑发行。人文社科一块孙元起是门外汉，不敢拿乔装大，主动把主编的位子让给了罗振玉，自己分管自然科学去了。
去年年初，王国维把写好的《人间词话》连载在《经世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上，在文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文学和物理，隔行如隔山，孙元起一直不知道还有这档子事儿。直到有湖北学子向孙元起写信索要全本《人间词话》，他才知道王国维有大作问世。当下联系王国维和商务印书馆，建议出版单行本。事成之后，王国维便送来几本请孙元起“教正”。
杨度摇着纸扇悠悠说道：“天下风起云涌，百熙却闭门品诗论词，真是雅兴不浅啊。”
他似乎一年四季手里都离不开纸扇。天气晴暖，扇扇还有点道理；这寒冬腊月的，你扇个什么劲儿？
孙元起放下书卷：“是啊，如今世事纷纭，变幻如棋，各路政要在官场中载沉载浮。只是你我两个局外人，最好在一边冷眼旁观。”
如今孙元起在官场上算是孤家寡人，哪里敢去蹚浑水！
杨度斜瞥了孙元起一眼：“为什么说自己是局外人？”
“怎么不是局外人？”孙元起反问道，“香帅和叔祖父去世后，摄政王把主张立宪的戴毅庵（戴鸿慈）捧进军机，又让守旧的陆固叟（陆润庠）入阁为大学士。我们不当局外人，又能怎样？
“端陶斋（端方）也不知脑袋里面哪个筋搭错了，居然放着好好的直隶总督不做，非要做摄影家！结果把湖广总督陈庸庵（陈夔龙）这个顽固派召来直隶做总督，还兼北洋大臣。我们不当局外人，还能怎么着？”
宣统元年年底，清廷正式在菩陀峪安葬慈禧太后。端方这位清末摄影发烧友，和著名摄影家陈老师一样，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了记录历史性的一刻，不顾当时忌讳和自身荣辱，诸位王公大臣正给老佛爷磕头呢，他拿着相机咔咔咔！隆裕太后和后宫佳丽出场，他更不会放过，又拿起相机咔咔咔！结果遭人弹劾，被撵回家奶孩子去了。
端方这一革职不要紧，朝廷却把和孙元起不太对付的陈夔龙调来做直隶总督，真是冤家路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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