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的克制与忍让,对稳定局势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只是也透露出了一些关键信息。
中国提高军队的戒备等级,让更多的战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除了向德意志第二帝国传达信息之外,还在试探德意志第二帝国。
显然,罗恩严重欠缺外交经验。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罗恩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也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组织领导能力特别出众。只是,罗恩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也就不大了解外交,自然不清楚国家政策对外交的影响。
至于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施特劳,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和派。
到达柏林的第二天,周润康觐见了德皇。
受历史影响,中国一直尊称德皇为德意志皇帝,而且是欧洲唯一的皇帝,因此中国的外交官员在赴德履职的时候,都会前去觐见德皇。出于对德皇的尊重,即便是中国总统访问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会在外交照会上用上“觐见”这个词,即在名义上承认德皇拥有比总统更高的地位。
当然,这只限于礼节。
因为德皇不再主掌政权,也不再过问国事,所以在觐见德皇的时候,周润康并没有明确提及访德原因。
有趣的是,反而是德皇威廉三世问到了周润康的访德原因。
让周润康颇为感慨的是,威廉三世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家不同,他一直把中国当成最好的朋友。
显然。这与冯承乾有关,也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
冯承乾离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时候,威廉三世年仅八岁,为帝国王子,为帝国皇位第二顺位继承人。根据冯承乾回忆,他与威廉三世有过多次接触,而威廉三世非常仰慕这位来自异国的亲王。
威廉三世成年之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按照帝国皇室的传统,威廉三世在十四岁时就以服役,并且在十八岁的时候正式成为帝官。与威廉二世。也就是他的父亲不同的是,威廉三世从一开始就在帝国海军、而不是帝国陆军中服役。
大战爆发的时候,威廉三世已经是帝国海军少校了。
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军衔只是皇室成员众多头衔中的一个,而且当时威廉三世已经是帝国皇储,因此他在帝国海军中服役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行为,或者说是遵从了帝国皇室的传统。但是威廉三世并没有以皇储身份自居,而是积极投身到战争中,力所能及的为帝国做贡献。
大战期间,威廉三世一直在帝国海军司令部服役,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参谋军官。
虽然没有上战场,也没有哪位将军赶让皇储到战舰上服役,但是威廉三世一直希望能够像其他军人那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为此,威廉三世多次与其父亲发生冲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皇在一九四五年,把这个不大安分的儿子送到了中国,委任他为驻华海军联络军官。
结果就是。威廉三世在中国呆了四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返回德意志第二帝国。
让威廉三世回国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德关系发生了变化,而是威廉二世病重,需要皇储回国料理国事。
在中国的经历,加强了威廉三世对中国的了解。
显然。这对威廉三世后来的对华态度有很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威廉三世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其强大的国力已经让德意志第二帝国望尘莫及了。
正是如此,在威廉三世主政之后,一直主导与中国修好。
问题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帝国皇帝在民众阶层依然有很高的号召力,更是帝国民众的崇拜对象,但是在国家事务上,帝国皇帝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了。
说白了,帝国已经是资本家、特别是垄断资本家的帝国。
决定帝国基本国策的,不再是帝国皇帝的好恶,而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各大垄断企业的利益。
显然,对帝国的垄断企业来说,与中国修好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威廉三世主动削弱皇权的主要原因,即当皇权与垄断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双方都不肯做出让步,必然会引爆国内矛盾,而皇室很有可能输掉这场“内战”。
威廉三世做出了明智选择,却也因此失去了政治地位。
在皇权被彻底削弱之后,德皇仅为帝国皇帝,其政治形象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政治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国内号召力。
也就是说,德皇仍然有足够的号召力来引领帝国臣民,却没有政治决策权。
虽然这并没有让德皇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即威廉三世依然希望能与中国修好,为此他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而且每次访华的时候都会提及中德传统友谊,但是德皇的访华行动除了具有宣传价值,让新闻媒体有话可说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意义,因为主导中德关系的是利益分配。
威廉三世盛情款待了周润康,还授予周润康橡叶十字勋章、以及帝国爵士爵位。
问题是,这有什么用?
橡叶十字勋章是帝国最高荣誉勋章,主要授予作战勇猛的军人、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政治家、外交家与科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橡叶十字勋章对外开放,主要授予为帝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在获得橡叶十字勋章的外籍人士中,中国人占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六十。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三百多名中国人获得了橡叶十字勋章,而且主要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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