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税收的开征已势在必行。”罗洽镇的某间茶楼内，朱衡朱老爷捏着一份新出版的《生意人报》，将一副名贵的水晶眼镜从耳朵上摘下，叹着气说道。
摆在他面前的几碟点心，多是从明国移民至此的手艺人所制，色香味俱全，卖相也极佳，更难得的是价格也不是很贵，比较亲民，因此深受众人喜爱，这家专门点心的茶楼也渐渐成了罗洽县城里有钱有闲的人主要消遣场所之一。
比如此时朱老爷请对面一位年轻人品尝的点心，在明国时名曰“酥油鲍螺”，主料是奶油、奶酪、蔗糖、蜂蜜等，在明国可不便宜，一般只有中上层人家才吃得起。可在生产力发达、海外殖民地物产丰富及海运业也相当厉害的东岸共和国，奶酪、蔗糖之类的玩意真不是多值钱，用它们制作的点心，即便是码头上的渔业工人隔三差五地也能品尝一下。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使得一些来东岸甚久的明国移民常拿来在新来移民前夸耀，以显示东岸的富庶和自己的生活水平。
再比如枣糕，那是使用著名的丘布特河蜜枣——那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且土壤适宜枣树、樱桃等果树生长——南非芝麻、兔子洞面粉厂出产的特级面粉、新华夏糖等物料精制而成，最初由一位明国厨师制成，后来做法流传开来，很快风靡全国，各地都出现各种风格的枣糕，竞相争奇。
另外还有那“蒸酥果馅饼”、“果馅椒盐金饼”什么的，在明国怕是多为达官贵人或富商豪族享用，可在东岸，虽不能说全然走进了寻常百姓之家，可大伙儿花上两个钱（并不贵），去茶楼或点心铺子里买上那么一卷半卷，带回家给孩子婆娘吃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说到底，这是商业兴盛或生产力发达带来的红利，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是东岸人压榨外人以愉悦本国国民，从殖民地吸血就是如此。
不然，没有黑人或马来人在潮湿闷热、疾病丛生的种植园里生不如死，你以为朱衡等人能心安理得地坐在茶楼里，优哉游哉地享用廉价的茶水和点心么？简直是做梦！东岸人民的幸福生活，有相当部分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廉价的糖、蜂蜜、干果、香料、芝麻、花生、高粱、海产品等等，哪样不是外国国民的所谓“民脂民膏”？
这个道理，青年遭逢大变、中年后在东岸再度奋起的朱衡朱老爷，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国家，深刻地给每个国民都带来了好处——或许有人得到的好处多，有人得到的好处少，但真的都得到了好处——这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国，而是所有人的国家。听说在南铁和巴塔哥尼亚地区，当地的乡政府都是在院子里公开议事，国民可以旁听、可以发言；罗洽县这边虽不是如此，但县里制定政策也是经常召集众人商议——名曰“政治协商会议”——朱老爷本人就参加过十几次此类会议，也建言过几次，其中一些得到了采纳，令其颇为满足。
因此，这回政府为了弥补战争期间各项费用的不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三年内新设立的定居点除外）开征临时税收，比如针对酒类征收的“麦芽税”、对烟草征收的“烟草税”，另外还有鱼税、盐税、皮革税、糖税、茶税等，当然更少不了针对外国商品征收的额外附加关税——此举令一些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公司迎来了寒流——值得一提的是，本来消费税里其实就已经包含了以上各类商品，此番对这几种大宗消费品再度开征临时税，等于是变相提高了税率了。不过政府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既要战争、又要建设，国家还背负了超过五百万元的巨额债务，且还在和西班牙人谈买地的事情，这不开征新税显然是不行的。
这些新税的开征，大概能为东岸政府带来每年接近一百五十万元的额外财政收入——当然如果制定更高的税率收入会更多，但这没必要——这就能做很多事了，如果再算上今年硬征上来的拖欠税款一百五十余万元（多为积欠已久的动产税和不动产税，目前已经被划拨了五十万元到财政部账上），其总额高达二三百万元。这样一来，无论是应付国内开支还是土地购买费用，都可以大有余裕，甚至于，财政部还可以稍稍回收一些历年发行在外的到期票据，减少国内市场上流通的通货数量，使东岸这个不大不小的经济体能够健康运行，不至于对国民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朱老爷这么开明的，县里那几位出身意大利、英格兰的商人，就对征税持天然排斥的态度，并将其视为从自己身上剜肉，只不过他们害怕梅机关的“****铁拳”，暂时不敢高声嚷嚷而已。但不管这些“夷人”、“胡商”们怎么想，以朱衡、利群等人为首的“青州帮”商人群体，却是经历过大明那种富商豪绅都不交税，然后大家一起玩完的噩梦般的经历的，因此政府为了战争加派，他们的抵触心理倒也不是那么强。不然，难道像大明当年那样，全部税负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导致他们大面积破产，然后大家一起完蛋么——可笑当年大家拒不缴税拼死省下的银钱，最后都便宜了鞑子，真是可悲可叹，现在是不能再这样了，有些钱，该交还是得交，更何况如今这个政府也还算是为大伙在做主，不是那等残民以逞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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