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三次同盟国首脑会议期间，萧鼎昆就提出了在战后以同盟国集团为基础，建立一个专门致力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加强国家与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全球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国际性组织。
当时，这个提议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支持。
只不过，在涉及到细节问题，特别是与各成员国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细节问题的时候，仍然出现了很多矛盾。
比如，该国际机构的权限到底有多大，是一个拥有实质性权力的机构，还只是一个为国与国之间交流与沟通提供平台的机构？再比如，该机构由谁主导，成员国的权利该怎么分配，是否需要涉及到协约国集团成员国等等。
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反对成立这样的国际性机构。
毕竟，通过政治与军事同盟建立起来的国家间组织与集团，只是战争的推动者，而不是和平的捍卫者。残酷的事实已经证明，必须改变以往的同盟方式，为促进国际交流，解决国家间矛盾提供一个进行外交磋商，以及国际调解的平台。
随后，萧鼎昆决定将战后的重建援助与该国际机构挂钩。
到此时，问题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随着战争走向收尾阶段，不管是战败的协约国集团成员国，还是战胜的同盟国集团成员国，都希望在战后从帝国获得战略援助，以完成战后重建，恢复国内经济，解决国内矛盾，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团结，为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不说别的，当时最渴望获得帝国援助的就是德国！
七年的战争，已经让德国不堪重负。虽然在战争后期，通过从法国、俄罗斯等战败国进行压榨式的掠夺，使德国坚持了下来，甚至改善了国内的经济环境，但是德国要想成为欧洲老大，就不可能通过压榨的方式去获得战争利益，更不可能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吞并法国等战败国。如果德国继续加大掠夺的力度，只能使法国与俄罗斯背道而驰，走上再次与德国对抗的道路，从而使德国在欧洲遭遇新的挑战。
在此情况下，德国只能指望帝国的战略援助。
而在第三次同盟国首脑会议上，帝国已经明确提出，将在战后向同盟国集团成员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然，后来援助范围迅速扩大，连协约国集团的战败国都得到了相应的帮助。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萧鼎昆才使出了撒手锏。
在将成立国际性机构与战后重建援助挂钩之后，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拒绝帝国的提议，更不可能直接与帝国对着干。
当然，很多细节问题仍然需要解决。
比如，该国际机构的权力应该怎么实施，是由帝国说了算，还是由所有国家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说了算？如果仅仅只是帝国的“一言堂”，那么其作用性必然非常有限。相反，如果是一个民主性质的国际机构，那么各成员国的分量到底有多大？
这些问题，也是萧鼎昆，或者说是帝国内阁政府必须解决的。
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且帝国必须维持同盟国集团的稳定与团结，因此在确定相关成员国的发言权的时候，就必须优先照顾同盟国集团成员国。
毕竟，这个国际机构是由同盟国集团发起的，而且同盟国集团成员国都在战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理应在战后的新国际机构中占据重要席位，而不可能让那些战败国把持新的国际机构。
在此情况下，帝国首先与德国等盟国达成协议，决定了该国际机构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用来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且能够进入该组织的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具有强大军备力量的同盟国集团成员国。
最初的时候，只有帝国、德国、土耳其与意大利被确定为该组织的成员国。
可是，随着战争结束，特别是在美国投降之后，将协约国集团成员国排除在该机构之外，显然不太现实，而且也只能使该机构成为另外一个“同盟国组织”，无法从根本上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同盟国集团，该组织仅设四个成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确保同盟国集团成员国的利益。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帝国、德国、土耳其与意大利为该组织的常任理事国，对一切涉及到了安全的重大国际事务都拥有一票否决权，然后再挑选八个其他国家成为轮换理事国，以每二年更换一半的方式，组建安全理事会，负责处理国际安全事务。
在核心机构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后，其他问题的协商工作也进展顺利。
当然，小麻烦还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当时德国就认为，应该为其具有独立行政权的东普鲁士地区在全体成员国大会中提供一席位，意大利也坚持要求为其在北非地区刚刚扶持建立起来的几个拥有独立行政权的海外领地提供席位。
对于德国与意大利的要求，帝国并没有反对，只是针锋相对的提出，如果要满足德国与意大利的要求，就得把帝国的海外领地，以及海外属地都算进去。
这下，德意二国主动做出了让步。
毕竟，帝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拥有数十处海外领地与海外属地，如果这些地区都以独立成员的形式加入了全体成员国大会，那么新成立的国际机构中，有一半以上的成员都在帝国的控制之中。如此一来，新的国际机构就将成为帝国的“外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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