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轮谈判的焦点仍然是无条件投降。
其实，所谓的“无条件投降”也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比如受降一方必须保证投降一方军民的基本人权，必须妥善安置解除武装后的军人，必须为投降一方提供必要的援助，必须就战犯的确定与审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这些问题，也就是第五轮谈判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相对于前四轮谈判，美国的态度软弱了很多。在帝国保证将为美国民众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并且确保其基本人权；为解除武装的美国军人提供安置岗位，并且在过渡期内为其提供生活保障；在战后帮助美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体系，特别是基础工业等等承诺之后，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可是，有一个问题却非常麻烦。
那就是战犯的确定，以及审判。
严格审定战犯，并且惩治战犯，是警示后人，防止战争再次爆发的必要手段。如果战犯都能逍遥法外，并且不受到任何的惩罚，那么今后还有谁会害怕战争呢？特别是那些掌握着国家权力，凌驾于公民之上的政治家，他们根本不可能记住这次战争的教训，只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毫无顾忌的准备，并且策划下一场战争。
只是，“战犯”确实是一个新概念。
在以往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可以为所欲为的惩治战败的一方，根本就不需要将“战犯”这个身份强加在战败一方的身上，也就无所谓是不是战犯了。
上次世界大战是以相互妥协的方式结束的，虽然协约国集团在表面上获得了胜利，但是帝国从来没有承认战败，因此也就轮不到协约国来对帝国的高层指手画脚，更轮不到让协约国以“战犯”的名义来审判帝国的领导者。
那么，怎么界定“战犯”，以及怎么审判“战犯”，怎么对“战犯”量刑，都是问题。
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首次出现，都需要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也正是如此，第五轮谈判又很快陷入了僵局。
按照帝国的要求，“战犯”主要指二类人，一是战争的推动者，二是在战争中犯下了以往相关国际法律与国际条约所确定的战争罪行的军人。
这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这场战争并不是单方面推动的结果。
战争本身就是双方对抗的直接结果，那么帝国的战争推动者，比如帝国首辅萧鼎昆是不是战犯呢？
当然，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战犯只针对战败国，不针对战胜国。
而按照美国的要求，“战犯”不应该包括政治家，只能针对军人。
显然，美国这一要求的直接目的是让以美国总统为首的政客避免遭到战争法庭的审判，也就是让策划美国参战的利益集团避免遭到直接打击。
当然，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
比如，那些流亡到了美国的日本、法国、俄罗斯、西班牙与英国的政客，以及军人，是不是也应该接受战犯的界定，如果被确定为战犯，是不是也应该由国际战争法庭进行审判，而不是交由其祖国的现政府进行审判定罪？
又比如，用来审判战犯的国际战争法庭，到底是一个由帝国单独控制的法庭，还是一个由同盟国集团，乃至全世界各国都有份参与的法庭？
还有，审判战犯应该用什么样的法律标准，或者说应该参照哪个国家的法律体系？
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这轮谈判就不会有任何结果。
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战争就不会结束，战斗就将继续进行。
三月二十四日，蓝凌波收到了调令，除了让二支之前伴随第一舰队活动的破交舰队继续留在太平洋之外，第一舰队的三支作战舰队，以及相关的后勤保障舰队全部从巴拿马运河前往大西洋，并且整体编入第四舰队，只是仍然保持第一舰队的指挥体系，由蓝凌波直接指挥这三支作战舰队，而蓝凌波则直接听从白佑彬的调遣。
同一天，第四舰队炮击了查尔斯顿港。
二十五日，白佑彬在“胜利”号旗舰上迎接了刚刚到达的方国儒大将。
此时，白佑彬才知道，方国儒这次来，不是督导陆战队进攻巴吞鲁日（当时，陆战第八军的锋线已经逼近了巴吞鲁日，陆少丰更是冲到了最前线，发誓要在月底之前拿下巴吞鲁日，干掉巴顿），而是前来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登陆作战行动。
“这次的行动是由首辅直接确定的。”相对而言，方国儒要比陆少丰温和得多，毕竟他是陆战队总司令，而不是陆战队的战将。“现在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首辅对我们的行动很不满。另外，你应该知道肖万青元帅去舟山的事情了吧？”
白佑彬点了点头，在方国儒面前，他非常的客气。
“不瞒你说，如果我们再打不开局面，恐怕陆军就要插上一腿了。”方国儒苦笑了一下，又说道，“另外，首辅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到下个月月底，陆军就会在墨西哥有所行动。虽然我们都知道，就算墨西哥倒戈，也不可能对战局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只要让陆军登场，我们的处境就将更加艰难。不说别的，到时候陆军肯定会分去大概百分之二十的运输船只，我们的后勤保障工作将更加麻烦，到时候不得不削减前线作战部队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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