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刚过，今年的粮食算是都打下来收入仓中了，这一年无灾无害，算是一个丰收之年，百姓仓中满满，朝廷也就有了底气，这次咱们就两面开打，韩僧寿领兵去辽西，高甲则率兵去河西。早点打完这两仗，到时朝廷还要再来一次北伐，扫荡草原。”易风对目前的局势很是满意，照这样下去，很快朝廷就能内外诸平。
易风很高兴，可政事堂那边却个个愁眉苦脸的，尤其是民部尚书樊子盖，更是已经打了好几个折子上奏请辞了。
原因很简单，虽然如今政事堂的宰相们管不到军事了，可打仗还是得要钱粮武器，这些却是得政事堂负责筹备的。将士动员这些还好说，可粮草调拔转运，武器的供给，这些可是相当费力不吃好的工作。不管怎么努力，可总难让前线做到十分满意。
眼下辽东因为李靖夺了辽东城几十万石粮食，算是给政事堂的宰相们减轻了一个大大的负担。但是，一打起仗来，那本就很高昂的军饷负担之外，还得发放大量的赏赐、抚恤，几十万军队的调拔和供给赏赐，几十几百万根本不够塞牙缝，在民部的开皇十九年军费支出计算表上，今年的军费开支早超过了一千万贯，这还只是新皇即位之后的军费，还没有算上之前的那些费用。皇帝即位不过短短两月，军费支出就已经达到千万，这让政事堂九个正副宰相都有集体辞职的打算。
皇帝的新军制下，几十万北衙军都是得发军饷的，而且军俸不低，此外二十万突厥降军，如今算是朝廷的雇佣军，他们也一样要拿军俸粮饷。再加上南衙和边军的部队，他们虽是义务兵和府兵，平时不拿钱，可一旦召集起来参战，却是得给不低的津贴。而军俸还只是占军费开支的极小一部份，大头还是赏赐和抚恤，尤其让樊子盖叫苦的是皇帝还给他的士兵们都买了什么保险，平时士兵们把每月百分之一的薪俸上交买保险，朝廷还要再贴进同样数量的钱进去，然后无战事还好，可一旦遇有战事，这个士兵死了或者伤残了，朝廷就得支付上一大笔钱。如果是战死，最高得支付该士兵平时薪俸的六十个月保险，相当于一次性支出五年的薪水。而赏赐也实在是丰厚，一场大战下来，就是几百万的军费支出。
眼下辽东战事要扩大规模，河西又要派军出征，加之皇帝又要在这个时候迁都洛阳，加上朝廷先前已经开始的运河工程，这简直就是到处都在要钱。
朝廷的税赋基本上固定的，给天下百姓均田，然后征收租庸调，除了这个税收外，其余的商税什么收入太少。樊子盖这个钱袋子，也不禁巧妇难为无粮之炊。
樊子盖被逼急了之后，连上三道辞职奏章，被易风直接否决之后，干脆又上了一道奏章，以民部的名义，向皇帝的内库借钱一千万贯。
看着这道奏章，易风不由的笑了，这个樊子盖胆子还是满大的，敢跟皇帝开口借这么多内努。不过看着这个奏章，易风也意思到，隋朝如今的税赋政策，已经有些落后跟不上朝廷发展的节奏了，大隋有钱，天下承平，商业流通，当然会很有钱。可朝廷的税制却太落后，导致朝廷根本收不到税收。后世的人除非去开店开公司，否决一般都感受不到税务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后世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家交税，只是国家的税都隐藏的很深。你买的每件商品，其实在流通的时候都已经交过税了，流通的环节越多，那么最后转嫁到商品上的税也就越多，最后其实也都转嫁到了消费的老百姓身上，只是没有额外的从大家手里征税，因此大家感受不到罢了而已。可这个时候，税收制度太坑爹太落后，朝廷基本上没有什么商税、关税，更别说什么房屋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这些人。朝廷最主要的税还是租庸调，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一种人头税，国家把地分给百姓，然后按丁来收税，男子二十一岁以后算成丁，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 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说到底，这其实就是丁税，也就是人头税。这个税是固定的，几乎没有太多的变化，朝廷的收入因此也很固定。靠这点收入，平时维持支出是够的，可遇到战事、灾害什么的，就不够了，因此最后不免加征加派，然后那些普通的百姓负担不起，结果就流民遍地再四处田荒芜，再就是盗贼蜂起，叛乱四起了。
朝廷的这种税，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平均摊派。虽然说平均两字看起来很公平似的，但实际上这却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普通的百姓跟那些豪强大户是不能比的，普通百姓交一百文钱税跟那些大地主交一百文钱税岂能是一个意思？
税收的精髓就应当是从最少的羊身上，收到最多的羊毛，而且还要听最少的羊叫。换句话说，有钱的人得多交税，钱少的人少交税，但又并不是简单粗暴的向富人直接征税，得有技巧，让富人们感觉公平。就好比易风在怀荒时弄的工商税一样，商人们是最有钱的一群人，通过工商营业等各种环节向他们征收税收，而不是直接摊派，那就显得公平的多。而朝廷也能收到更多的税收，且不用听到纳税人的纷纷抱怨。当然，具体的情况，不会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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