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底，总理衙门请旨创立京师同文馆，招收十五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这虽是一所新式学校，由于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生限于八旗子弟，并未遇到阻力。到了同治元年，奕訢再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奏请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招生的对象也由八旗子弟扩大到了二十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秀才，以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官员，聘请洋人教习。朝廷批准照办。
不料这件事却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指出，以堂堂天朝竟要拜夷人（即洋人）为师，实乃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恭亲王毫不气馁，同治元年九月初一又上一折，进一步说明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还提出将招生对象再扩大到翰林院编修、进士等人。太后又予批准。
这一来，可极大地刺激了道学先生们的敏感神经，引起京师内外的一场轩然大波。
九月五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折说：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臣民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令正途科甲人员学习“机巧之事”，又借升官、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这无异于是说奕訢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把国家引向歧途。此折虽“为一时推重”，不过他人微言轻，朝廷没有理会。
太后自然不会对这样的科道小人物有什么想法，在她看来，这些所谓的清流只能起到监督的作用，想要靠着他们办事，那是办不成的，要知道，凡事挑刺容易，栽花难，想要做成事业，总是要许多阻碍的，何况太后对付这些人的套路如今用的十分地娴熟，“啊，对不起，折子留中了，”安德海在勤政殿外头耀武扬威得鼻孔对着人，“问奴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您想着递牌子朝见太后？对不起您咯，您都还没到四品，太后是不会见您的。”
纷纷扰扰过了半个月，大人物倭仁亲自披挂上阵了。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历任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等官，是著名的理学大师。咸丰皇帝在世时，因其只会说教，不会办事，把他视为“迂儒”，令其出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故意用违其才，将其投置闲散之地。慈禧执政以后，才把他召回北京，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其教授同治皇帝读书，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一日母后皇太后临朝，恰好要商议大会操的事，所以除了军机大臣之外，内阁、六部九卿、詹事科道都一一到齐，在勤政殿的明殿，恭亲王领班跪拜后，排班而出，正欲说各镇大会操的事宜，后头就响起了一个干瘦洪亮的声音，“母后皇太后，奴才有事禀告！”
太后隔着屏风，影影绰绰，见不清楚是什么人，但是御座边上写的绿头牌，太后看看那个位置，拿了起来，看清楚绿头牌上的名字，眉毛不觉微微一皱，“倭师傅，你有什么事儿？”因为倭仁是同治皇帝的师傅，故此慈禧太后面上还是很尊敬的。
“奴才奏请母后皇太后废除同文馆，并革去洋务事！”
勤政殿内大哗，恭亲王瞪了一眼身后倭仁，退后了一步，就站进了班里，倭仁跪在地上，朝着太后大声说道，“奴才奏请母后皇太后废除同文馆，并革去洋务事！”
太后默默地翻了翻白眼，御前会议开始插话始于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性子随和，允许大臣们特别是肃顺这样的大嗓门在养心殿勤政殿里头吵吵，当然因为这是咸丰皇帝这被大臣们称之为仁德之君，文宗的称号一半来自于此，太后虽然有些嫌弃他们烦，不过也衷心觉得这样的形式非常好，但是今天看到倭仁突然跳了出来，又这么把话题扯开，说这些和自己的施政纲要完全不同的反对意见，十分得不悦，却又不好发作，眉毛跳了几下，“你说说看。”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学技艺，又奉夷人为师，即使学成，也不能起衰振弱。何况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再者，夷人是中国之敌，咸丰十年，他们称兵犯顺，侵犯我京师，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家园，杀害我臣民，乃是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
倭仁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勤政殿回响起，六部九卿惊讶地看着倭仁，有些不以为然，有些暗暗微笑点头，军机处的李棠阶侧过头忧心忡忡地望着倭仁，文祥毫不在乎，只是安静跪着，宝鋆鼻孔出气，怒气冲冲地瞪着倭仁，曹毓英看了看倭仁，又悄悄抬起头瞧了瞧屏风，陈孚恩半闭着眼睛，也不看人，也不说话，只是微微嗤然。众人神色各异，只有倭仁的声音继续响起，“科举出身的人都是国家培养的有用人才，若使他们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更盛，数年以后，就要把中国人都驱赶到夷人那边去了。议政王乱我制度，以夷变夏，其心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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