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汉朝有七国之乱，晋朝有八王之乱，而这都是分封诸侯王引起的动乱。太祖皇帝当初分封诸王，主要是为了让诸王节制北方的军队，抵挡蒙元人的进攻，防止边将作乱。”
解缙恭声道：“太祖晚年改封诸王于海外建立宗周之封国，假以时日，海外诸侯国力强大起来后，不愿再接受朝廷的约束而选择自立，甚至反攻朝廷，如此引发的动乱只会比汉朝的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更加严重。”
“当然，臣也知道，臣的这个想法有些杞人忧天了，那是三百年甚至五百年以后的事。可是，若现在传授诸王为君之道，诸王就藩建国以后，将会更快的发展国力，这对朝廷不利。”
解缙的意思很直白。
如果让诸王学会了为君之道、帝王之术，那么将来诸王建立的诸藩国，将会发展的十分迅速。
很可能几十年之后，就有藩国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
这对朝廷极其不利，毕竟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地位。
朱高煦看向方孝孺，问道：“先生还记得唐太宗在《帝范》里是如何评价分封制的么？”
方孝孺不敢回答，只能告罪道：“回殿下，臣记不清了。”
“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
朱高煦可是背诵过《帝范》，当即缓缓背出了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的话。
“汉初定关中，诚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鈇钺之诛。此皆地广兵强积势之所致也。”
“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内无盘石以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人，社稷亡于异姓。”
朱高煦接着说出了他的理解。
“唐太宗认为，周王国施行分封制，从而享有了八百年的国祚。秦兼并六国，却矫枉过正，废分封而置郡县，最终二世而亡。”
“刘邦建立汉王朝，吸取秦王朝之教训，广封亲族，即便中间被分成了前后两汉，但总归享国四百年载，且建立后汉的汉光武帝就出自汉室宗族。”
“曹丕代汉自立，曹魏因为像秦王朝一样没有分封亲族，失去了宗王拱卫，以至于国运短暂，被司马氏篡权。”
“因此，唐太宗支持分封宗室，以拱卫中央皇室，如周、汉之国运昌隆，否则便可能会重蹈秦、魏没有施行分封而短命的覆辙。”
朱高煦心里明白，就像大明王朝一样，在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大封藩王，确实为边疆与天下的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历史上爆发靖难之役，乃至到最后燕王朱棣攻占了京师，也没有出现天下到处有人揭竿而起的失控局面。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周王朝、汉王朝。
“不过，唐太宗并没有忽略分封制引发的问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封到各地的宗王与当朝皇帝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各藩国对朝廷的忠臣度也就会越来越小。”
朱高煦的目光依次从解缙、黄淮、方孝孺等人脸上扫过，缓缓说道：“历史证明，在不削藩的情况下，时间一长，藩王就会成长为盘踞一方的诸侯，并最终摆脱朝廷的掌控，甚至想取朝廷而代之。”
“比如，自战国之始，周天子便成为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七个大国的国君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同样，在汉王朝景帝时期，各自盘踞一方的七个诸侯国，也想推翻汉朝廷，从而引发了七国之乱。”
“因此，唐太宗在《帝范》之中，准确的指出了诸侯强弱对朝廷的影响：‘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斯二者，安国之基。’”
朱高煦说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
他已经借唐太宗之口，表达了他的观点。
唐太宗认为，分封到地方上的诸侯，若实力太强，朝廷就会无力控制，终会成为心腹之患；反之，实力太弱的话，却又难以作为朝廷统治地方的根基。
所以，最佳的分封方式，应该是多分封，既可以削弱诸侯的实力，又能让诸侯占据的地盘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牵制。
如此一来，诸侯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出现一家独大者，加上之后的持续分封，诸侯国与朝廷的实力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既然斗不过朝廷，诸侯国便不会再有非分之想，这样便能保证上下同心，朝廷不用猜忌众诸侯，众诸侯也无需担心朝廷举兵攻伐。
“诸位，众建诸侯并非唐太宗想出来的方法，早在汉七国之乱前，那些地方上的藩王已有尾大不掉之象，贾谊在《治安策》里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虽然当时汉景帝没有采纳，但到了汉武帝时期，朝廷依旧颁布了《推恩令》，从此诸侯国的实力便难以再与朝廷抗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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