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百姓，也因为政策的扶持放开，而得以迅速的恢复，甚至现在比崇祯年间还要兴盛热闹了，毕竟吏治好转，整体的军事形势也很好，外贸放开，浙江也有了自己的许多外贸港，茶叶、生丝、丝绸这几大项，让他们发展很快。
而造船、冶炼、铸炮造铳等新产业，也发展很好。
不仅那些士绅豪强们现在都收益大增，就是农民工匠也一样收入大增负担却减轻许多。
阮大铖在浙江，马士英在江南，他们不仅大力鼓励恢复发展工商，甚至还通过从江北接收难民南下，利用这些难民的劳力红利，来提升地方的工商制造业。
比如说在环太湖江南地区，一个农民，如果专门种桑，大约能种五亩，专门种稻，能种十亩。
但种桑虽能种五亩，可一个家庭的妇女，养蚕缫丝最多不超过二亩，甚至许多只能养的了一亩桑的蚕，毕竟妇女还得做家务带孩子等。
所以家庭养蚕缫丝有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家庭人工不足。
阮马二人巡抚江浙，就接收大量江北难民，然后安置各府县，男的安排进厂制造或是去挖矿或是去种地。
女的就让她们养蚕织布等，搞起许多新作坊。
甚至把许多难民直接就安置到江南农民家中，男的给帮佣耕地，女的养蚕织布，这些难民安排到各户，耕地养蚕织布等收益，要分给农户部分，并不是完全的雇佣关系，而相当于官府组织安排的一种合作关系。
难民刚南下，什么都没有，这样安置到农民家，也有个落脚地，官府也减轻安置负担。
对农户来说，或是一些小地主来说，这些人来了，辛苦赚的收益他们可以分走一些，也是很好的事情。
对官府来说，除了降低安置成本，而且还提升了家庭养蚕、丝织的规模和产量，原来一户农民如果有十亩地，一家子自耕自织，顶多能种九亩地和一亩桑，但种粮收益低。
现在如果种五亩田和五亩桑，再养几十筐蚕，到时能缫几十斤丝，或是织成一百多匹丝绸，这里面可就增加了许多收益。
农民和难民都得到了许多收益。
而官府也获得了更多的生丝或是丝绸，出口贸易，能获得更多关税等。
又还安置了许多难民，给他们提供自食其力的能力，既减少安置负担，甚至还能马上从他们那收到一些税赋。
而官府开办的那些作坊，能吸引更多难民，织出更多丝绸，纺出更多棉布等。
江浙经济和税赋在马阮这两个被许多人骂为奸臣的巡抚手里，恢复相当快，为朱以海提供了大量的税银，甚至粮食供应也保持的很好。
朱以海是不会在意马阮二人以前名声的，他看中的是他们现在的办事能力，尤其是能不能紧跟中央，听从皇帝旨意。
阮士铖干的很好，所以直接就升户部尚书，而马士英也被升为江南总督兼江苏巡抚，总督江苏、安徽两省军政。
现在马士英在江南干的很卖力，之前被四次拆毁的苏州城，现在又是织机万张，织工无数，松江、上海的棉纺业也非常发达，现在通过贸易，大量从马尼拉、印度等地，由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海商把棉花进口过来，然后在松江上海这些棉纺加工中心进行加工，纺织成棉布，甚至做成成衣，既供应大明内地市场，也返销马尼拉、巴达维亚、印度，甚至是卖到荷兰阿姆斯特度、葡萄牙里斯本、英国伦敦，乃至于新世界的墨西哥等各地。
大量的北方难民，被吸纳进了这些工坊，用汗水换取银元工钱，然后拿工钱买粮食，甚至有些工坊，还直接包吃包住，进了厂虽然辛苦，但起码不用担心饥荒、战争，能够一家人安定下来，并且温饱，工坊每年还能为朝廷提供许多税收。
御营等明军的军服，也出自松江、上海的几大工坊，质量好，速度快，价格还便宜。
当鞑子八旗还在北方到处跑马圈地，强迫百姓投充，甚至到处追捕逃人的时候，大明的江南，已经再次春暖花开，工商兴盛，各个港口，更是帆船排队进出，货通天下。
鞑子在北京连八旗的丁粮都发不出了，百官的俸银都支不出来。
而大明现在税赋却是一年比一年收的多，屡创新高，征粮三千多万石，卖地、契税、工商税、关税、盐酒茶矿专税、厘捐等加起来超过四千万元。
朱以海已经在给御营全面换装火枪，增加火炮了，鞑子却已经彻底停了给绿营的粮饷，连八旗驻军也得自己想办法搞钱搞粮。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朱以海其实已经完全没什么压力了，按着这节奏，一直平推过去就好。
所以现在他还能一边打仗，一边要求张煌言回了广东，要重点发展经济，搞活工商。
佛山镇是晚明工商四大镇之一，其冶铁业之发达，名动天下。朱以海特别交待，要把佛山镇保护好，更要经营好，冶铁业很重要，不管铸炮造枪还是造甲，都离不开。
更别说佛山镇的铁锅在国外都很有名，广锅大名可是远播南洋，这可是赚外贸银子的畅销产品，得扶持。
君臣一番畅通过后。
张煌言也不再说什么不敢受巡抚之职了。
皇帝如此器重，甚至是倚重，做为臣子的，只能是鞠躬尽悴，死而后已了，哪还好意思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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