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八日凌晨，皇极殿的大火渐渐熄灭，大明皇帝的寝宫，变成一堆冒着青烟的废墟瓦砾。
司礼监大太监王承恩带着一群小太监，在宫殿废墟上细细搜寻。
最后，这位忠心耿耿太监，用一件破旧龙袍小心翼翼手捧大行皇帝烧剩的骸骨，泣不成声，走出废墟。
平辽侯率百官对大行皇帝骸骨三叩九拜，礼部官员将骸骨暂时安置于慈宁宫，等新皇继位再将其下葬帝陵。
乾清宫的大火虽已熄灭，北京城中的腥风血雨才刚刚开始。
许显纯死后，东缉事厂上至镇抚司指挥使，下到普通番子，凡是参与过泰昌三年刺杀平辽侯，策反文登行动的人，全部被开原军逮捕。
三法司连夜会审，宣布这些人谋逆之罪，南北镇抚司、东厂上百人被抄没家产，当众处死。
在战前鼓吹“荡平”勤王军，诛杀刘招孙的东林党魁，也被三法司过堂审讯。
经过刑部尚书王纪公正审判，原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十五人犯挑拨同僚之罪，律斩。
不过，平辽侯念及叶向高开门纳降，引导勤王军诛杀阉逆许显纯，且年事已高，建议刑部免其死刑，允其戴罪立功。
另经审讯，吏部尚书周嘉谟，勾结许显纯，对大行皇帝怀恨在心，于崇祯元年五月五日夜，派死士潜入皇宫纵火，罪不容恕，家产抄没，诛三族。
在康应乾威胁之下，最后东林党主动交钱助饷的屈指可数。
看来，要钱不要命的还是多数。
不过，平辽侯没准备在北京城大规模追赃助饷。
他不是李自成，开原军也不是大顺军，这次入关勤王的目的是为控制天子，扩大平辽侯在全国的影响，不是斩尽杀绝，和整个大明官僚体系为敌。
而且像李闯那样杀鸡取卵，用于摧毁政权或许可行，对目前来说，显然是不可取的。
从后来李自成考掠七千万两来看，明末京官们个人财富还是很可观的。
这块肥肉，平辽侯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他给马士英布置下八百万两白银的追赃助饷任务，最多不能超过八百万两，要马士英想方设法从东林党人嘴里敲出银子。
刘招孙特别提醒，所有追赃都要以合法形式进行——至少表面上要是合法的——可以考虑与阉党合作，不能搞得太过火，尽量别弄出人命，优先抄没那些罪大恶极的贪官。
就目前局势而言，开原体系中，还缺乏一批对全国形势有真知灼见，能帮助平辽侯统筹全局，提出恰当战略方针的职业官僚——指望康应乾乔一琦这批人管理一州一郡勉强可以，真要他们独当一面，提出制度性建议，恐怕都力不能及。
聚集京师的两千多个官员，是这个时代的文官精英代表，在找到可替换现有官僚体制之前，刘招孙暂时还离不开这些人。
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大行皇帝丧礼须尽快依礼施行，如此方能安定人心，恢复秩序，也才符合自己勤王靖难的人设。
在这个时代，皇家的丧葬婚嫁礼仪是与政治利益密切挂钩的大事，绝对不容小觑。
远的不说，嘉靖皇帝为了他爹尊号的问题，和杨廷和杨慎等文官斗了整整三年。
最后，朱厚熜在左顺门前廷仗文官，打死十六名大臣，大礼仪事件才得以收场。
表面是为礼仪之争，其实都是为切身利益争斗。
从某种意义上，妥善完成朱由校葬礼，远比追赃助饷几百万两银子更重要。
这次丧礼处理好的话，平辽侯的靖难之役才算划上圆满句号。
接下来的扩张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阻力。
所以，他必须认真对待。
依照大明礼制，大行皇帝丧礼须由嗣皇帝审定才能施行。
换句话说，现在需要先拥立新君。
十二岁的信王朱由检还在路上。
在马士英等人策动下，五月八日、九日，魏忠贤之前的亲信，纷纷站出来，以《三朝会典》为基础，揭发东林党人种种不法行径，对政敌发动反攻。
短短两天，数十道弹劾东林的奏疏被呈递内阁，道道都是“杀人之疏”。
内阁首辅叶向高大难不死，惶恐不安，司礼监的公公受许显纯牵连，被平辽侯杀去大半，陷入瘫痪。
叶首辅不能像万历皇帝那样洒脱，直接将这些狗咬狗的奏疏一烧了事，在多方压力下，他只得把奏章转交给平辽侯，让平辽侯与内阁一起决断。
内阁，司礼监，这大明两个最高权力机关全部停止运行，皇帝又不在。
权力不允许出现真空。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偏离。
崇祯元年五月，辽东总兵官、太子太傅，平辽侯刘招孙事急从权，临时成为大明话事人。
“如此僭越，不合朝廷规制！本官决不能代天子行事。诸位不要将本官置于火炉上烘烤。”
左安门翁城，勤王军大帐，刘招孙望着眼前堆积成小山的奏章，露出惶恐不安表情。
熟悉的画面浮现眼前。
又是置于火炉上烘烤。
几位六部官员跟着司礼监太监来到开原中军大帐。兵部侍郎李邦华冷冷望着开原众人表演，沉默不语。
康应乾带头劝谏：
“平辽侯莫要推辞，信王过几日才到，眼下京师叛逆未除，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所谓事急从权，平辽侯不可抛弃京师数十万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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