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算以后农会盈利扩大后，便将宗族管理、农民的文化教育福利和健康保障这些都甩到农会去，北海镇的官方只在总督区一级的监事会层面保持存在，以对整个地区的农业作物种植方向进行指导。
赵新现在每天忙的一分钟恨不得掰着过，再也没时间去海边当什么草帽小子了。在大刀阔斧的对爪哇社会进行经济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他还和镇守胶东的孔绍安频繁联系，随时关注着胶东的土改运动。
胶东四县从去年搞的工作队下乡其实是卓有成效的，各地军管会得到了大量的一手数据，基本上掌握了各县各乡的土地情况，对各家农民的富裕贫困度也做了分级。然而后面就没那么简单了。
孔绍安在得到数据后，一开始想的是要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来一场土改风暴，然而他很快就陷入了纠结；胶东地区虽然土地贫瘠，可因为海贸发达，文教兴盛，绝大部分地主并不是什么土豪恶霸，很多人在接触后让工作队感到无从下口。
其次就是因为没有遭受外来文明的冲击，民众心态也谈不上涣散。这年月的胶东老百姓都挺淳朴的，谈不上有多少苦大仇深。虽然乡村十分贫困，但儒家的“忠孝仁义”依旧是人们思想的主流。再加上北海军打仗总是攻势凌厉，清军一触即溃，乡村也没遭受战火荼毒。所以对他们来说，天下换个政权就是换个皇帝，而自己依旧是种地纳粮。
好吧，凭借超前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使得北海镇不需要动员一支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就能打败满清，因此也无须通过土改风暴来获得大批兵员去赢得军事斗争的胜利。
因为有了这个本质上的不同，想通过对乡村地主士绅的斗争，提升为对旧有统治阶级的颠覆就不太行得通，于是地主阶层也就无法成为与新政权对立的罪恶符号。孔绍安要是真想来场跟另一个时空那样的土改斗地主的运动，很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他这下麻爪了，实际情况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于是在今年的7月初，也就是农历五月中旬的时候，孔绍安跟着运送士子参加科考的船回了趟北海镇，专程去富尔丹城找了自己的老上级陈青松请教。
陈青松这些年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了农业上，所以对传统中国的农村经济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要知道无论是破产的底层农民还是士绅阶层，北海镇都有人可以请教。他很早就知道孔绍安会面临的困境，而这些也将是北海镇入关后普遍面临的问题。于是他抽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好好和对方谈了一次。
“......小孔，你去胶东也快一年了，你能告诉我封建时代的中国经济结构有哪些特征么？”
“(⊙o⊙)…”孔绍安想了一下，随即不假思索的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还有呢？”
“封闭、以家庭为单位，还有就是土地被地主和官僚控制。”
“嗯，你说的这些都是书本上的。”
“陈老师，我当年历史学的少，读的是中专......”
陈青松点了点头，他现在统管着北海镇上百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哪会记得这些事。
“你刚才说的都是大而化之的答案，我来说说自己的看法。满清治下的经济结构有三个重要特征，农业生产者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结合，以及封建政权与工商业的结合。具体到农村，则是土地占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孔绍安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曾经的课堂，拿着笔在小本上奋笔疾书，全神贯注的听着陈青松侃侃而谈。
“咱们的封建制度跟欧洲的封建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你看啊，贵族的领地不能转让，所以他们坐镇农村庄园，凭借封建特权，用租税等形式，通过农产品来剥削城市；城市中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掌握了货币权力，通过商业行为和高利贷在经济上盘剥农村。这就叫土地权与货币权各自独立发展。而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实质上是城市货币权和农村土地权的斗争。
咱们呢，从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那时候起，土地就开始自由买卖。那个，那个唐代的永业田就是可以买卖的。于是乎，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就化身三位一体，既控制了土地权，又控制了货币权，完成了从生产到流通的统一，所以地主阶级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主要的统治阶级。”
“陈老师，我查了民政的一些数据，这几年关内粮价急剧上涨，涨幅高达五倍之多。其中既有满清和咱们打仗的因素，是不是也和地价上涨有关？”
“嗯。你说对了。”陈青松继续道：“你能看出来这点，就说明你动脑子了。是啊，粮价上涨，地价上涨，这说明什么？说明谁拥有的土地越多，谁就拥有更多的粮食，也就能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这就跟咱们那边囤房子是一个道理，争购土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如此一来，地主经济就会越发巩固和壮大。”
孔绍安听到这里，心中突然想起了和珅。都说和中堂亿万家财，此人名下有八十万亩地，如今一亩好田至少十两白银，光这些就得八、九百万两。要是再加上每年的地租和产出呢？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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