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
刘铮承认对方此言很有道理，这还真是个问题。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那就无法阻止权力滥用的行为。他在岛国这些年见到了太多这样的事，老百姓根本无力反抗那些胥吏官僚的肆意欺压。
然而此时于德利的瞳孔微不可查的一缩，他从周卫国的话里敏锐的捕捉到了一个词，随即故作不经意，语气平淡的道：“小周，你刚才说宪政？”
在来北海镇以前，周卫国只是个对西方政治理论有兴趣的语文老师，有时也会在网上跟着吐槽几句。他个人非常认同“以公民权利和契约关系来构建社会”的理论，在他的心目中，古罗马那样的“千年法律帝国”才是最应该效仿和实践的；也只有建立在公民权利伦理基础上的国家，才不会走入“治乱循环”的怪圈。
他因为赵新安插了于刘二人的举动，心里本来就很郁闷，结果刘铮总动不动就打断他说话，于是便想都没想解释道：“是啊！在宪政法理的体系里，公民的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是通向公共权利的基石。有了宪政制度，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更是每个人发挥道德潜能的前提。儒家不是总在讲仁义道德治天下吗？
我以为，明确“私法”与“公法”，本身就是我们下一步宪政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想废除人身依附，必须要把人身权和财产权就此解脱出来，这才是我们构建近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首要条件。”
于德利这下全明白了，心说难怪他会跳出来主动提出搞什么纲领，原来是打的这个盘算。
要知道“宪政”这个词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普遍意义上的通过宪法来指导政体，而第二重则是专指某种政治制度，比如三权分立......
事实上这的确是周卫国的阳谋。他希望通过起草北海镇建国的纲领性文件，将自己认同的理论加进去，由此来建立自己在未来政体中的地位。只要公民权的理念遍及天下，自己也将得到无数人的拥戴，成为一个可以制衡皇帝权力的立法者。
“小周，你说完了吧？”
“暂时就这些，其他还没想好。”
于德利点点头，他抬手止住要说话的刘铮，停顿了一下道：“肯尼迪有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西方人说，自由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不管是洛克为代表的个人权利本位，还是卢梭为代表的整体权利本位，他们都在谈权利。无论是美国人的《独立宣言》，还是法国人的《人权宣言》，里面一上来也都在说权利，就跟你说的一样，生命、财产、自由。我这么说你没意见吧？”
周卫国有些摸不准于德利的想法，不过他还是点头赞许道：“没有。老于你可以啊，懂的可真不少。”
刘铮心里也对于德利佩服不已，心说这位在北海镇不声不响的闷头搞了这么多年的政治教育，真看不出以前居然是个数学老师。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中国人的权利观吧。唔，这么说或许不准确。在咱们中国文化里，不管是黄老还是孔孟，他们都在讲责任。道家讲谦下守柔，儒家讲礼制，讲正名。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要承担各自的责任，名才能正。孟子说的‘内圣外王’是责任，汪中他们经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责任，就算是皇帝也要行仁政，才能做到对天负责。”
“说来惭愧，我以前对传统文化不熟，虽然看了那么多古文书，可要不是这些年和汪中他们经常讨论，好多事我也不明白。唉，咱们那个时代，传统文化断层断的太厉害了。”
“尚书上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和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最高追求，有了追求就要谈到责任，所以讲‘仁’，为了达到仁的地步，儒家又讲礼。在我看来，礼就是一份责任清单，由此使无序转为有序，能一直保持礼，大概离仁也就不远了。”
“可问题是光有礼还不行，你还得有发自内心的诚。这点我觉得孟子说的最透彻，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我们这个文化啊，对个人素质和自己修养的要求太高，绝大多数人很难做到。所以那些前人才总是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
周卫国越听越糊涂，他忍不住开口道：“老于，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对孔子孟子的可真没什么兴趣。”
“嗯。”于德利微微颔首，抬眼盯着周卫国的双眼道：“小周，我们的文化真的不好么？你宁愿用罗马法这些西方人现成的东西，也不愿在传统文化里找答案么？”
周卫国心说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合着绕了半天弯子，就为了问我这个？他有些气愤的道：“腐朽糟粕的东西找什么找？如果有答案，在咱们历史上早找到了！在中国的传统里，从来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责任，只有对义务的奴隶服从，对权利不负责任的滥用！”
“我们的文化里不是不讲权利，而是要先谈责任。这两者从来就是一事两面，获得权力，就是为了背负更大的责任。没了责任，权利也就无从谈起，这和西方政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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