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想让天下老百姓接受非君主制，那就得通过一场场的运动进行改造，改造读书人、改造陈规陋习、妇女解放等等。问题是确定留在本时空的就这21个人，土改还没开始搞呢，其他再跟着一起上，极容易引发政治动荡，到时候大家只能卷铺盖卷溜之大吉。
某些人会说了，北海镇拳头大啊，那还不想怎么着怎么着？民智不开，普及教育就好了。问题是那也得有段时期才行。北海镇的基础教育固然搞的不错，尤其是北海军，识字率高达97%。但和整个带清三亿多老百姓比起来，连根毫毛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南面还有一千万熟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卢梭说过一段话，即便赵新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却也承认对方讲的很有道理。
“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大到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
《孟子》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不是说北海镇的武器厉害，把满清收拾的满头是包，把沙俄打的跟孙子似的拓地万里，就能证明北海镇有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里根本就不看重这个。否则的话，当初蒙元也好，满清也好，南下打统一战争的时候，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反抗。
在中国的封建传统政治理论里，不管是皇帝亦或是大臣，仅是政治上的一个官位，大家只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天子不尽职，不胜任，大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不明白这一点，就看不懂中国传统政治的真相。
以汉唐宋为例，汉代是宰相首长制，唐代和宋代是宰相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后来改称中书门下。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在除了满清以外的中国早期的传统政治里，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然而后世的无数人偏要说中国封建政治是专制独裁。
实际上纵观近代的东西方政治，要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划一个精确的线非常困难，而且无法说前者比后者更民主，因为只要把君主的权力限定在仪式化上，二者其实差别并不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国和英国。
说实在的，政治哲学问题陈胖子并不擅长，毕竟他当年的工作都是务实而非务虚。他越想越复杂，结果把自己给绕进去了。于是他去找了汪中，就治统的合法性问题做了请教。
身为顾炎武的嫡脉传人，且对先秦典章制度深有研究的汪中没有直接回答陈青松的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两段典故。
话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本国人采取阴谋、暴力之方式改朝换代，一种是外族入侵建立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的统治者在面对合法性问题时，都会陷入一个窘境，即一方面自己的统治不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又必须建立乃至维持形式上的合法性。
造成这一困境的，是源于汉景帝时期的一段对话，后来被司马迁写在了《史记》里。汪中讲的第一段就是这件事。
当时代表儒家的辕固生，和代表道家的黄生在汉景帝跟前讨论了一下什么叫“君臣大义”。结果自此之后，关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就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禁区，汉代以后的学者们都不敢再碰。大家唯一敢喷的，就是上古三代真是好啊真是好，被咱们取代的前朝真是渣啊真是渣！
二人争论的实质是政治合法性中“形式”和“目的”之间的冲突。辕固生从目的来论证汤武受命的合法性，黄生从形式来论证汤武弑君的不合法性，而作为裁判的汉景帝则处于“臣妾做不到”的境地。
先秦诸子早期的政治合法性采用了“天命论”的方式，也就是将自己的祖先神化，他们作为神的后裔也就自然而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其重点在于形式的合法性。不过随着“桀纣”这两位着名暴君的出现，目的取代了形式，黄老之说的“天道”和“道”这两个概念占据了政治合法性讨论的中心地位。
如果汤武诛桀纣是合法的，虽然汉可以就此证明其取代秦的合法性，然而他人亦可以之论证取代汉的合法性，也就是说造刘家的反那是应当应分的；如果是不合法，那么把刘邦置于何地？他可是秦朝的亭长，妥妥的乱臣贼子。
陈青松若有所思的听完，汪中随即又讲起了第二个典故，那就是发生于雍正七年的“曾静投书案”。这事很多后世的中国人都听说过，陈青松也知道，雍正为了证明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写了本《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前年他在黑龙江城视察的时候，甚至还见到了吕家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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