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天早上，巴城的看守所里人满为患，保安队和会安营一共抓了两百多名参与斗殴的移民，而兰芳公司的人则都被囚禁在了港口附近一处荒废的天主教教堂里。
经过对涉事人员的初步审讯和指认，到了当天下午，案情的前后经过大致明朗。而赵新、邓飞等人在得知详情后，也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涉事的三名漳州籍移民，居然都是天地会的成员。会安营的人从其住处搜出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会簿，其中绘有高溪庙的庙貌、香炉、旗杆、牌号、黄盖、帅旗、将旗及会旗；除此之外，上面还记载了庙中的门联及诗词，各色切口及祝神语词，以及36条誓章。
据三人交待，他们是去年年初从婆罗洲来的巴城，一直在城外以种地为生，秘密发展了二十多个同伙。昨日中午他们三人结伴进城卖菜，遇到了那名从坤甸来的女子。他们以为那女子是巴厘岛人，因其风俗与内地完全不同，便上手调戏。等坤甸那伙人跑过来解救时，他们便认出对方是兰芳公司的人。因为双方以前有血仇，这才有了之后纠集人手的报复行动。
邓飞有些奇怪，便对前来汇报审讯情况的黄绵舍等人问道：“天地会和兰芳公司有什么矛盾？”
年岁最长的黄绵舍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于是道：“大人您有所不知，十八年前兰芳会创立时，便和天地会的人在西婆罗洲的大树山起了冲突，这才退往了东万律。之后他们和天地会的人又打了好几场，后来打劳鹿十四家金矿联手，最终天地会大败，死了好几百人，兰芳会和和顺联盟就是从那时候称霸西婆罗洲的。”
邓飞道：“天地会到底做什么了？为什么这么招人恨？”
黄绵舍道：“还能有什么，把持粮糖，垄断市场，搞的各家金矿怨声载道。这事怪不得别人，他们当初搞的实在太过分了，逼得那些矿主来咱们这买粮买糖。结果这些人还不依不饶，打烧人家的货船。唉！”
赵新默不作声的听了好半晌，随即向黄绵舍问了一个自己最想搞清的问题：“黄老先生，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兰芳公司也好，和顺联盟的十四家公司也好，他们那个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绵舍闻言愣了一下，从一进门开始，他就注意到了坐在角落里的赵新。对方抛出的这个问题有点大，三言两语可解释不清。
此时王远方顺势道：“是啊，我们一直都不太明白，麻烦黄老先生给我们讲讲吧。”
军管会的老大发话了，黄绵舍也不好再推托，况且人家左一个老先生右一个您的，再拿搪就不像话了。
黄绵舍冲王远方和赵新拱了拱手道：“那就恕老朽班门弄斧了。所谓‘公司’者，依老朽来看，就是会党......”
随着黄绵舍的缓缓讲述，赵新等人这才搞清了这年月东南亚的各家华人“公司”跟后世的公司完全不是一码事，同时也让赵新对于之前看过的关于兰芳公司的资料有了云开雾散之感。
事实上要说明这件事，必须得从中国历史上名目繁多的各种民间教门说起。所谓的民间教门，最初来源于东汉末年张陵在四川鹄鸣山创立的五斗米道，以及随后河北巨鹿人张角创立的太平道。
而在明代成化年间诞生的罗教，更是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此为转机，各种名目的民间教门组织随处涌现。不过在称呼上，历来有着“南会北教”的说法，所谓“盖教盛于北而不盛于南，会盛于南而不盛于北。”也就是将北方的秘密会社称作“教门”，而南方的则称为“会党”。
比如北方有八卦教、清水教、混元教、收元教等，而南方则是天地会、南斗会、北斗会、子龙会、小刀会等等......
至于说东南亚的这些华人“公司”，其实就是一种发源于两广和福建地区，以乡村庙宇为依托，由信众捐款，对贫苦会众进行慈善救助的会党，它最主要的经营项目是“人情”，而非从事商业活动。
问题是接触这些组织的西方人--尤其是以契约关系构成国家基础的荷兰人，根本不懂古代中华文明的社会基础是道德人情，他们只能牵强附会的将这种在组织结构上似曾相识，又无可比较的“会”称作“公司”（Congsee）。至于西方词汇里的“pany”，当时的华人社会也无法翻译；因其也是由多名股东出资，商议事务时需要召开股东会，于是便转借了闽粤乡间的叫法，称之为“公司”。
在后世的诸多文章里，经常会把上述两种组织形态混淆，借以表示古代中国人的商业组织是多么的先进，可事实上两者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要知道不管是兰芳公司，还是组成“和顺联盟”的十四家公司，都是“Congsee”，而不是“pany”。
至于在另一时空网络上众口一词的“兰芳共和国”，不管是18世纪还是19世纪根本没有这样的叫法。首先提出这一名词的人是民国时期的学者罗香林，罗香林的说法来源于19世纪的荷兰人高延，而高延的说法则是源于他将兰芳公司的组织形态比照已经灭亡的联省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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