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包围战或是攻城战一般都是遵循“围三厥一”的原则，这也是孙子兵法上用兵打仗的八条原则之一。所谓“围师必阙”，包围敌人的时候一定要留出一面。虚留缺口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在己方的控制之下。在敌人逃跑的必经之地预设埋伏，使其在仓促逃跑过程中陷入埋伏圈中。
实际上，“围师必阙”既是一种战法，更是中国人从古到今的一种思维方法。其核心是要求为人处世要留有余地，话不能说的太满，事不要做得太绝，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对于阿桂和福康安来说，他们两人也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的计划里，这一战的核心方略就是要“以众凌寡”。除了要对富尔丹城进行东、西、南三面合围外，同时还试图寻找并切断北海镇的粮道。
黄昏时分，蒙古卡伦军营内的大帐里，乌压压的站了一屋子人。福康安站在上首位置，身旁是两个高级将领；其他将弁军佐按照等级分列沙盘的左右两侧。
在福康安的身后，一个人负责捧着印信、令箭盒子。四个军校站在一张桌案两侧，桌案上则放着一座类似神龛的木架子，里头供着一面明黄镶边的宝蓝旗，中间用满汉合壁写着一个斗大的红色“令”字；这就是王命旗了。
此时大帐内虽然人多，却是半点儿杂音也没有，落针可闻。众人只听福康安道：“诸位，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伙子人，这个仗不好打。对方虽然人少，但其火器威力凶猛，远胜我方鸟铳，即便是那些西洋人也没听说过。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广庭公奏请皇上，调集十五个火器营和诸多火炮北上的原因。
我军人数上占了上风，又有数百门火炮压阵。照稳妥的打法，一定要步步为营。富尔丹城以东的区域太大了，一旦敌人向南向东撤退，进了深山，这个仗就没法儿打了。所以必须要有一部越过绥芬河，从富尔丹城的东侧插过去，切断他们的退路和粮道。”
这时一个站在下首的将官开口道：“大帅，这一路就让末将去吧。给我多配几门大炮，拦不住，我提头来见。”
众人一看，原来是前锋营副翼长，头等侍卫乌什哈达。此人是吉林人，因在缅甸和大小金川战役历次作战中表现勇猛，被封为为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曾画像紫光阁，位列大小金川战五十功臣；后又补授阿克苏领队大臣一职。结果因为攻讦当时的办事大臣德风受贿，查明不实，被夺去职务，只留了个头等侍卫。
福康安知道乌什哈达作战拼命，便调他过来，提拔成了前锋营的副翼长（从三品）。看到有人请命，福康安赞许的点了点头，又对着众将点名道：“乌什哈达、岱三保、官保、雅尔江阿、富克精额、塔斯哈听令！”
六个将领抬手平胸行了个军礼，甲胄作响，齐声道：“标下在！”
“我给你们五千人，火炮四十门。你们从库塔福河与绥芬河交汇处渡河，沿着马鞍子山向北，切断富尔丹城以东的道路，严防敌人向富尔佳哈河逃窜。”
福康安又对身边的成都将军鄂辉道：“命令塘马，传讯给北线的都尔嘉，让他让开北线，从富尔丹城西线进攻。”
鄂辉一愣，马上反应道：“大帅，您的意思是让敌人往北逃？”
福康安点头道：“对！从富尔丹城往北一直到兴凯湖，方圆上万里，中间荒地和沼泽无数，我就是要把他们逼到‘红锈水’里去！”
鄂辉道：“不过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队伍也得拉开至少数百里才能围住他们，敌人若是凭借火器威力......”
“我看不碍事，只要乌什哈达那边断了敌人补给线，他们的火枪最后怕是连烧火棍都不如！”说话的是镶蓝旗护军统领舒亮。
此言一出，在场众将都哈哈笑了起来，福康安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可怜的福大帅并不知道，北海镇的补给线并不存在于地图上，赵新自己就是那个“补给大队”。
八月一日，富尔丹城以西的巡逻快艇与清军北线部队的小股骑兵发生交火。因为之前那奇泰在这上面吃过亏，得到事先提醒的清军已经知道了北海镇快艇上的“连发铁炮”火力凶猛。在损失了十几个骑兵后，清军斥候也大致摸清了连发铁炮的射程。于是后面的大队人马便远离河道，按照塘马的标示，在离河道以北边五里之外继续前进。
清军看的很明白，就算你船坚炮利，还能把怪船开上岸不成？
为了防备清军从北面绕过来，陈青松带着数千人的民工大队，在朱尔根城以北的荒原上，大量挖设陷马坑。
根据资料，古代的陷马坑一般都是设在城外或是军营外的要道上。挖设时要求坑长五尺，宽一尺，深三尺，坑中埋设鹿角枪、竹签。整个陷马坑体系的外观就好像一个“亚”字，有横有纵，上面用草和沙土覆盖。
赵新觉得这么搞太麻烦，既然是为了绊马，能把马腿别折了就行；六十公分的深度足够，也没必要插什么竹签陷阱，就当是提前给黑土地进行深松了。
从八月五日开始，从西面和南面出现的清军骑兵越来越多，丁国峰他们已经在西边发现了八旗蒙古的旗号。为了避免杀伤过多吓跑敌人，丁国峰他们一般都是在三十到五十米的距离上才开枪射击。每次的袭扰部队最多只有一个排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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