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从这位自称‘主使’的匈奴贵族名称中，刘弘就不难判断出其身份，以及匈奴这次派来的使团规格。
此时的匈奴，还停留在以血统为判断身份高低依据的落后时期：氏族制；而这位匈奴主使，便出于除匈奴王族：挛鞮氏外，最尊贵四大氏族之一——须卜氏。
须卜氏与呼衍氏、丘林氏以及兰氏，组成匈奴本部最尊贵的四大姓氏；在匈奴特有的双头鹰体系当中，这四大姓氏都有自己的保留地：世袭官职。
与汉室三公、九卿的官职体系不同，匈奴施行常见于游牧民族的‘双头鹰’政策，分设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当户。
历史上，通常称此八者为‘匈奴八柱’；单于大位的继承顺位，也是按左贤王、右贤王、左谷蠡王的顺序，依次排序；匈奴八柱中的任何一人，理论上都具备继承单于大位的资格。
左贤王通常为单于之子，而右贤王为单于之同胞兄弟；左右谷蠡王，则由王族：挛鞮氏中的翘楚担任。
八柱中地位相对低的四个位置，便由匈奴四大姓氏世袭。
左大将，世代由呼衍氏的宗主担任，右大将则归丘林氏；兰氏担任左大当户···
如此说来，匈奴主使的身份便很明确了：即便不是担任匈奴右大当户的须卜氏宗主，也起码是须卜氏这一代青壮中的佼佼者，下一任右大当户的候选人！
须得一提的是，匈奴的权力构成之所以被称为‘双头鹰’政策，正是因为‘八柱’按左、右各分为四人；‘左’系四人主要负责匈奴版图以西的中亚战略，‘右’系四人，则主要针对匈奴版图以南，即对汉室的战略。
这就使得左贤王，左谷蠡王，左大将，左大当户会成为天然的政治盟友，或者说直系上下级；反之亦然。
而刘弘眼前这位正使，正是从小生长于世代承袭‘右大当户’一职的须卜氏，甚至很有可能成为匈奴下一任右大当户！
这个信息，对刘弘而言非常重要——须卜氏≈右大当户，右大当户=反汉！
作为世代跟随右贤王，主持对汉战略的右大当户，对汉室的敌意必然不会小！
这从须卜秃离那一口相当标准的汉话就可见端倪——作为已知世界唯二的两个大块头，此时的汉匈格局，于后世那两个大家伙近乎如出一辙！
在二十世纪，大熊官员最害怕的，绝对不会是那些整天嚷嚷着占据太空的鹰国官员；而是那些温文尔雅，开口闭口‘哈拉少’的议员——最了解你的人，只会是敌人！
反之也一样：只有彻头彻尾的敌人，才会费尽心机，去了解你的语言、文化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满带着戒备，刘弘接过由刘不疑呈上御阶的‘匈奴国书’，细细端详起来。
匈奴此时还没有文字，亦没有记录文字的习惯，所以这块长宽各一尺一寸的方形木牍，实际上是由汉字书写而成。
开头便是方才，刘弘已经从那位匈奴正使，以及那位极有可能是副使的汉人口中，听了好几遍的官方用语：匈奴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至于国书的内容，总体上用词也是十分官方化：听闻汉太后驾崩，单于亦甚为哀痛，特遣使送上礼物，以表达汉匈‘兄弟’之情。
关于汉匈为‘兄弟之邦’这件事，刘弘一直以为是从历史上的文帝时期，那次被济北王刘兴居大乱的汉匈决战开始的——当是时，文帝刘恒羽翼丰满，天下初步走出困顿，遂御驾亲征往太原，欲与匈奴决战。
在那场跨度长达将近两年的战役当中，汉匈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汉室省吃俭用，足足花了数十年才攒下的钱粮全部消耗殆尽，次年秋收，汉室至少一半以上的农田绝收！
匈奴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本就一贫如洗，寄希望于从汉室抢夺米粮物资过冬的匈奴人，在整天长城脚下，丢下了上万具尸体，空虚的大后方更是被残留的月氏残部、以及羌人搅得天翻地覆。
这场堪称与白登之战相媲美的汉匈决战，最终以济北王刘兴居起兵谋反，文帝以钱财祈和，回身镇压叛乱而告终。
这场战役，彻底底定了文、景两代，汉室安心种田、猛爆骑兵，先安内、再攘外的总体战略。
而匈奴方面，也同样损失惨重——战役结束之后的三到五年之内，整个单于庭都忙于清扫草原上的小月氏、羌人势力。
史载，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匈奴第二年出生的婴儿，更是全数被溺死①！
一场大战，在汉匈双方各自集结全部精锐，投入庞大的战略物资，在长城一线大眼瞪小眼，最终都将内部秩序玩儿烂，后方发生动乱而告终。
正是这场战役，让文帝刘恒清晰地认识到：要想在对匈奴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内部诸侯王割据势力就必须先磨去爪牙，形成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而后文帝驾崩，景帝继位，对连番侵扰的匈奴人恨得咬牙切齿，欲发大军讨伐时，帝师晁错泣血规劝者，亦是此：先帝临终之交代——攘外必先安内，万请陛下稍息雷霆之怒，专精削藩为上啊···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景帝根本耐不住性子，大刀阔斧削藩，不惜逼反关东诸侯，也要将诸侯王割据势力扫除的主要原因——内部不稳，谈何对外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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