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后，则是整部汉律‘人道’部分的缩影了——如果无法按量缴纳干草、秸秆，那也可以交钱冲抵，刍一石折合十五钱，藁一石折五钱；如果刍藁和钱都没能缴纳，惩罚是黄金四两。
与之相比，秦律就真的称得上的残酷了——刍藁税，必须缴纳干草和秸秆，一根都不能少！
没能缴纳的惩罚，则更是惨无人道的乡邻连坐，举家流放···
从这个‘细微’的不同，法家终于意识到秦律的‘不足’，以及汉律的‘优越’性在哪里了——秦法太过于死板，且惩罚太重；触碰了秦律的人，都会被当乱臣贼子来处置。
而汉法则是温柔了许多，并不似秦法一般，将触犯了法律的人直接否定，而是就事论事：法律规定缴纳刍藁税，那只要达到收取干草、秸秆的目的，就可以了——收上来得钱，也同样可以从市场购买干草、秸秆。
对于法律的触犯者，汉律也不认为其与国家做对，而是同样就事论事——违反刍藁税，国家遭受了损失，那为了弥补这部分损失，就罚金吧！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无疑对法家产生了十足长远的影响：相较于秦律的‘就事论人’，汉律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无疑更能被百姓所接受。
思想得到转变之后，法家为了被刘氏皇帝所接受，并由此跻身显学之列，重拾战国时的荣光，也开始了对法律的探索。
——以先例判案，就是法家从黄老学汲取营养的结果。
就是说，如果某人触犯了法律，那在针对这个案件的判决过程中，除了汉律的规定外，过去发生过的同样案件得判罚结果，也是重要参考因素。
吴公说出这句话的理论依据——‘循例而决’，无疑暴露了吴公的真实身份：要么是披着黄老皮的法家士子，要么就是情感偏向法家的黄老学士子！
不过对此，朝臣百官也只是稍一诧异，便将吴公透露出的政治倾向记在了心中——说到底，如今朝堂百官，说是个个出身黄老，奉行无为而治，但真实状况，也只有各自心中知道。
就说丞相陈平，说是接曹参之衣钵，以行无为之术，但为相近十载，陈平却从来没有像曹参那样，将权力尽皆下放；反倒是紧攥大权，颇有些‘事必躬亲’的意思。
在政治博弈中，陈平更是偏好于‘阴谋’，分明有一丝纵横家的意思！
由此可以看出，如今汉家朝堂，在这个以黄老为政的表面下，实则藏着各家学说的缩影；即便是明确为黄老出生的官员，其思想也都或多或少的受倒了其他学说的影响。
所以吴公对法家的情感偏向，并不会让百官有什么不适；毕竟吴公如今履任廷尉，执国家律法之牛耳，收到法家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
而针对刘泽‘失其军’的罪责，吴公所说的先例，无疑便是高皇帝时期，高皇帝次兄，代顷王刘喜临战而逃，弃国而去的往事。
当是时，长安哗然，朝堂震惊，即便朝臣出于尊卑而未开口的前提之下，高皇帝刘邦也是雷霆震怒！
最后，还是太上皇刘太公出面，以家庭和睦为由，劝说刘邦赦免了刘喜的死罪；之后更是使刘喜逃过贬为庶民的结局，只失王爵，而为彻候。
之后，刘邦更是为了稳定关东，而将刘喜之子刘濞封为吴王。
从这个‘先例’来看，对刘泽最好的处置，便是废其王爵，贬为彻候；甚至于将来，也不排除刘泽的子孙会被封王的可能。
但对于刘泽的处置，刘弘同样已经放出了消息——只削其土，不夺其国。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天然身为皇党的吴公提出‘循例而决’，其意图就很值得品味了。
没让众人期待太久，刘弘沉吟片刻，回应道：“廷尉所言虽有理，然琅琊王，宗室长者也，朕年幼，须依仗宗亲长辈之处甚多，不忍苛琅琊过甚。”
说着，刘弘便做出一副略有些心虚的模样，对殿内的吴公问道：“朕意，先削琅琊之一县，令其王泽以此为戒，许其日后戴罪立功；不知廷尉以为如何？”
看着吴公顺坡下路，躬身道出一句‘陛下圣明’，百官这才弄清刘弘地用意。
——以代顷王之故事提醒刘泽：削你一县，可不是朕苛责；这要是放在高皇帝时，你王都没得做！
这样一来，失去燕、赵竞争资格的刘泽非但不能心慌怨怼，反而要因此对刘弘感恩戴德——陛下宽仁，臣感激涕零···
而在提前透露出打算的前提之下，刘弘依旧将戏演了个全套，则是让百官体味到了另外一层讯息：朕之所为，都有理可尊，有据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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